吳偉：翻譯和推廣都存在問題，這兩個環節都是比較薄弱的。我在若幹場合講過，翻譯是個瓶頸，如果找不到好翻譯，你就沒有辦法正確傳達中文的意思。特別是我們有些地域作家，用方言來寫的東西，一般說普通話的人都看不大明白，再變成外文，在意思的表達和理解上就是一大衰減。典型例子就是閻連科的《受活》，2004年把版權賣出去，到現在還沒有翻譯出來。再比如說像賈平凹這樣的作家，一定要找到那些翻譯過他作品的並且被大家認可的翻譯家，才能把他的裏的這些東西說明白。
時代周報：除了翻譯以外，對於目前版權輸出來講，宣傳推廣是不是做得比較弱的？
吳偉：弱，很弱。他們基本上沒有做什麼推廣，就是賣出去就完事了。特別是金融危機開始後，國外出版商買中國的版權就更加謹慎了，因為市場不好的話，就更要顧及經濟效益的問題。外商與我們不一樣，我們有這個宣傳推廣的責任和義務，他們沒有，他們要以經濟效益為前提，他可能一時半會兒礙著要給你麵子買版權回去了，但如果老是賠錢他當然也就不幹了。
時代周報：在加強國際化版權合作這方麵，有沒有一些更有效的措施呢？
吳偉：實際上，從今年開始花了很大工夫做的是請國外作者寫中國。也不是“請”，就是我們知道他在寫中國的主題時，會給他提供方便的條件。比如奈斯比特寫《中國大趨勢》，我們知道了就盡快和他接觸，提供方便的條件，比如說他想采訪誰，或者是他想到哪裏看看，要什麼資料，等等。我們歡迎外國人來寫中國，這樣就解決了思維方式的問題，解決了話語體係的問題，解決了翻譯的問題，以及宣傳推廣的問題。像他這種國際知名的作者，就能進入國外的主流閱讀市場，並且影響特別大。
時代周報：奈斯比特的《中國大趨勢》，我們主要提供的是便利，不是經費？
吳偉：對。這樣市場運作就比較好。像《狼圖騰》，企鵝出版社高價買進，創了我們版權貿易上的一個先河，但是銷售情況卻不像在中國那樣暢銷。包括後來的《於丹<論語>心得》，在國內是暢銷書，但是輸出到國外以後，也不一定就有好的銷售情況。這就是文化差異。
國內出版業的過度熱情
時代周報：包括這次的法蘭克福書展，其他國家可能有很多很成功、很成熟的職業版權經紀人，我們在這部分是不是比較欠缺？
吳偉：我覺得我們真的應該引進這個製度。你看現在影視明星、歌星，他們都有自己的經紀人，就是談什麼、和誰簽約都不是自己出麵。國外早就有這種製度了，你有一個好的代理人，那麼你的作品就能在一家大出版社出版，就能得到好的宣傳和推廣，作者本人就能全心全意地進行創作。
時代周報：當麵對國外需求的時候，內地出版社蜂擁而至，價格越壓越低；當國外有好版權可以引入，大家又是蜂擁而上導致價格越來越高。這是否缺乏一個行業內部的協調呢？
吳偉：國內的出版社對引進版權熱情過度。比如說關於奧巴馬的書，美國不過出了22本。今年我去一家書店，架子上全是講奧巴馬的書。我問了一下數據中心，登記的條碼顯示有44本，22本是原版引進的，美國出的全引進了，還不夠，我們自己又出了22本。不是說我對奧巴馬有什麼意見，我是覺得我們的出版社太熱情了。所以奈斯比特在《中國大趨勢》上寫，西方是說教型社會，而中國是學習型社會。中國是太謙虛，太愛學習了，什麼好的東西，不管大小，全都拿進來。這種極度謙虛也是不行的，對國外的版權引進太過熱情，就會導致價格上差異很大。
版權輸出是溫柔的文化傳播
時代周報：2009年法蘭克福書展，中國是主賓國，您有沒有一個具體的期望？
吳偉：我覺得這個書展不過是個平台，圖書也不過是個載體，我們就是要利用這個平台和載體來全麵展示我們中國，特別是中國這三十年來的發展道路，圖書在方方麵麵都能反映。當然，對我們書業來說，法蘭克福書展相當於奧林匹克，能夠參與進去，並且能作為主賓國，就要拿出我們最好的風貌，首先是向全世界展示圖書，更重要的是展示中國。
時代周報：其實版權輸出很重要的一個作用，就是可以用一種比較溫柔、舒服的方法讓外國人能夠更好地了解中國。
吳偉：如莎士比亞講的，用對方的語言來傳播你的作品，就是要用他們自己能夠看得懂的語言來了解我們中國文化。實際上，版權貿易的內涵就在這兒。畢竟看得懂漢字的外國人還很少，現在孔子學院在全世界已經有300多所，再過個十年八年，到時候如果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得懂漢字，我們也就不必那麼花工夫地去翻譯了。當然，這是非常困難的，所以說是路漫漫其修遠兮，我們書業的全體同人要一起上下求索，共同為中國圖書走向世界作貢獻。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