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又見李約瑟
2009年的春天遲遲到不了位，又是風又是雨，降溫的同時還降塵，黃乎乎的天讓人鬱悶。
臨近周末，恰逢世界讀書日，朋友送來英國暢銷書作家文思淼（Simoer）的新作《李約瑟：揭開中國神秘麵紗的人》（英文版：The Man Who Loved a），希望我見見作者。我看看封麵，又翻翻目錄和序曲部分：“李約瑟將改變世人對中國的這種成見——遠離世界主流文化，除了能給世界提供絲綢、陶瓷、茶葉和大黃，實際上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地方——李約瑟發現中國並沒有遊離世界主流文明之外，而實際上中國創造了大部分的世界文明。”就像一股春風拂麵而來，很覺清新。我決定放棄周末去濟南書市的計劃，在家裏讀這本書。因為周一一早就要與作者見麵，如果不做點功課，談什麼呢？
知道李約瑟，是因為他的皇皇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在中國、在世界太有名了。雖然我沒有讀過這部巨著，相信大多數中國人也和我一樣，但對李約瑟為中國所做的一切，除了感謝，還有尊敬。就像斯諾、史沫特萊向世界傳播中國革命和解放一樣，李約瑟向世界傳播中國的曆史與文明。
帶著對李約瑟的感謝和尊敬，也帶著對李約瑟的些許不解，我開始讀這本書，很快，就被其吸引，進入書中的世界，與主人公一起，為每一個新的發現，或者叫做拂去曆史塵埃展露中國的創造而興奮，也為近代中國不再領先世界科技而焦急疑惑，為其《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出版得到廣泛理解和好評而欣慰，為其陷入困頓和麻煩而鬱悶。當讀罷掩卷時，我完全被李約瑟的人格魅力、為他對中國的癡迷、為他對中國所做的一切所折服。我們不僅看見了李約瑟從與中國姑娘魯桂珍相識相知，到愛屋及烏學習漢字練習書法，從在中國見識老花匠純熟的嫁接技藝，到挖掘一個個科學技術發明，李約瑟的形象從抽象變得具體，從模糊變得清晰。一個才華橫溢、聰明睿智、精力充沛的浪漫率性男人躍然紙上。
有人說，一部好的傳記作品應滿足幾個條件，傳主要有鮮明的個性和傳奇的經曆，以及俊朗的外表和浪漫的情感故事，加之作者的生花妙筆，這個作品就成功了。難得的是，李約瑟和文思淼恰恰就是這樣一對傳主和作者。
這是一本太有意義也太有意思的書，我已經有若幹年沒有完整地讀一本書了，一方麵是沒有時間，另一方麵，也真的沒有發現能吸引我放下手裏的一切事務，傾心而讀的書吧。除了認識過去不知道的李約瑟之外，也大致知道了《中國科學技術史》。無論後來這部皇皇巨著是如何發展的，但基本框架大致還是七個部分：一是總論；二是哲學；三是科學；四是技術；五是“李約瑟難題”，即500年前中國究竟發生了怎樣的變故，導致近代文明沒有在中國出現，或者歐洲擔負了近代文明的領導角色；六是中國文明與世界其他文明的比較；七是中國的未來，中國能否從500年前開始的落後中崛起。李約瑟終其一生，編撰了18卷《中國科學技術史》，現在已經有25卷之多。這應該是中國文明的遺產，也是世界文明的遺產。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會記住李約瑟，同時也會記住《中國科學技術史》。
我對文思淼先生說，我很喜歡這本書的英文書名——The Man Who Loved a，讀罷此書，就更加喜歡這個名字，因為她更貼切，更能反映書的靈魂，李約瑟就是一個熱愛中國的人。此書在美國能夠成為暢銷書，在中國也能成為暢銷書。
文思淼很高興我能這麼用心地讀他的書，他在本書的序言中說，但凡英語作家能在中國出版著作，無不感到恩典和榮耀，尤其是其著作恰巧與中國有關。其實，不僅是李約瑟與中國有關，文思淼先生與中國也頗有淵源，他15年前即來中國遊曆，並著有關於長江的篇章。
我們也希望文思淼先生有更多的關於中國的作品問世，希望他也像李約瑟一樣，愛中國，寫中國。文思淼先生回答說，已經有了撰寫新書的計劃。我想，他一定能寫出比《李約瑟》更好看的書，我們期待著。
§§§17、劍橋與潘仕勳
2008年8月，由於奧運會的緣故，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移師天津。雖然距北京不遠，卻使人感到不那麼方便。
圖博會開幕的當天中午，我與來參加圖博會並作為中國出版論壇演講嘉賓的、劍橋大學出版社的CEO潘仕勳先生見麵，這是他的中文名字（英文名Stephen Bourne），由此可知他與中國有緣，至少應該是不陌生的。後來我才知道，潘先生閱曆豐富，除在東非、法國和遠東居住過，還曾在香港住過11年，他的中國情結也許就是在這時期建立的吧。
他在出版論壇的演講，受到中國出版界同人的普遍歡迎，因為他不是泛泛地介紹劍橋出版社乃至英國的出版業，而是針對中國出版界目前關心的問題，講劍橋出版社國際化的過程，他們遇到的問題以及如何化解這些問題。無疑，劍橋的問題是任何一家希望走出國門的出版機構都有可能遭遇的問題，而如何化解則各自不同。顯然，潘先生的演講著實為中國出版的“走出去”提供了鮮活的案例，有“指點迷津”之感。
介紹我認識潘仕勳的是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副社長劉媛女士。她告訴我，潘先生對中國出版的“走出去”有很多高見，劉社長建議我考慮將潘先生聘為“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的外國顧問，我答應見麵之後談談再說。
劉社長果然沒有打“誑語”，以潘仕勳對出版業的了解和對中國的興趣，他沒有理由不成為我們的顧問。席間，我們談了很多關於出版業國際化的模式及運作。當談到品牌意識時，潘仕勳說，中國的出版發行公司缺乏品牌，比如，中國圖書進出口總公司，我們知道，是一個很不錯的公司，但是，它的名字是什麼？“中國”代表地域，“圖書進出口”代表業務門類，哪個字代表的是公司自己呢？我深有同感。品牌是什麼？是符號，是招牌，就像“全聚德”“同仁堂”一樣，是非常值錢的老字號，僅這招牌的無形資產就不可估量。當然，中國出版界也不能說沒有品牌，像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三聯書店等，但這樣的品牌太少，參加國際書展時又看不見這些品牌出版社的牌子，這讓外國人很不理解，想找他們談版權做生意都難找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