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論道教，蹊徑互異，有人喜歡由少數民族風俗方麵立論，有人喜歡由巫術方麵解釋道教之性質與來源，也有不少人倚仗田野調查方法進行民俗學式的討論。我自己的看法，則完全與他們不同，認為其所見皆誤。
要批評別人所見“皆”誤，並不容易，因為辯不勝辯。但從幾個基本問題上就可以看出彼此見解的差異了。
例如某些先生常談道教與少數民族的關係，或說道教吸收了（或它根本就是）西南少數民族之巫俗；或說道教影響了少數民族，由其喪祭等法事中即可看出來。如王家佑《讀蒙文通先師論道教節記》雲：“林邑、扶南喪禮中。‘七七’‘百期’之習俗見於道教。道教法衣乃貫頭穿胸之布，披發仗劍亦似妖巫之行……茲皆見五鬥米實西南少數民族之巫術。”（巴蜀書社，1987年）。其舉例也很巧妙，但若道教原先根本不從事喪祭儀，則其說自然冰解。同理，張建建《殺牲獻祭與結合儀式：以貴州儺儀中的獻祭儀式為例》，說儺戲的殺牲儀式“與道教的齋儺儀式，有很相似的地方”（《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四期），也忽略了兩者根本不同，道教之齋乃是不殺牲的。由巫術方麵解釋道教起源及性質者，其態度和喜歡就少數民族與道教之關係處著墨者實相近似，都把道教看成是非理性、原始思維的表現，故援引神話學、民族學、人類學以為談證。而其結果，便是上將道教與薩滿法術、古代神仙傳說、巫俗、方術相混，下將道教與民間信仰相混。一切巫俗、方技、信仰、習俗，前為道教之淵源，後為道教之流衍。越講則道教之麵目便越模糊，遂至求神、問卜、擇日、命相、走陰、視鬼、招魂、送煞、安葬、薦亡等無不稱之為道教；無論什麼神祇，都是道教所奉祀的。如此論道，豈能見道？
不隻是範圍上顯得豁闊無邊，道教作為一個宗教，其性質也並不僅僅在這些方術上。道教固然仍保留了部分巫術，如咒語、文字符籙崇拜、星辰崇拜等，但論佛教、基督教的人，沒有人會隻從其真言咒語上去大談彼與巫術之關聯，甚且由此論斷佛教、基督教之宗旨與性質，為何討論道教者竟在此強聒不休，且自以為已經得窺真相呢？
由道教不祭祀鬼神來看，它迥異於一般鬼神信仰，是非常明顯的。由它的齋戒內容來說，它與一般巫俗也有根本性的差異。
不能掌握這個差異，不但不能抓住道教的特質，就是在一些局部的分析上，也會出現混淆。
例如三浦國雄認為風水說與道教關係密切，並舉《真誥·稽神樞》所述洞天福地說為證，謂此可證明風水思想已混入其中（見《道教の大事典》，1995年）。其實道教不論風水，《陸先生道門科略》解釋其教為何名為“盟威清約之正教”時，即說：“居宅安塚、移徙動止，百事不卜日問時。”《真誥》所說的洞天福地，意義也與世俗陰宅陽宅之說全然不同。又如視鬼術，原本是古代方術中極常見之一種，乃靈媒巫祝所擅長者。《後漢書·方術傳》所載，如劉根之類，所在多有。但它與天師道之“劾鬼術”其實也甚為不同。視鬼術，俗謂有陰陽眼，能見鬼物之情狀；或能代人入陰間與鬼溝通，民間“牽亡魂”“走陰”者皆屬此類。劾鬼則不然，主旨不賴於見鬼，也不跟鬼溝通，不代鬼傳遞訊息，要求人間滿足其需求（如遷葬、燒紙、修墓……），而是要禁製鬼物。作於東晉末年的《女青鬼律》便列出各種鬼的名字，教人怎樣呼名製鬼：“子知名，鬼不動。”阪出祥伸主編之《道教大事典》中，井上豐主撰的《見鬼術》一章，將兩者誤混為一，亦是誤解巫術與道法之例。
至於喜歡作田野調查、搞實證研究的朋友，理論訓練普遍不足，對現象缺乏解釋能力，對其調查工作本身則尤其缺乏方法論的反省，甚且常遺失了曆史性，忽略了他們所調查者僅為現今一時一地之現象，此類“宗教現象”未必即屬於“道教的現象”，更不能以之推斷“古代的道教狀況”。
齋醮和道士主持喪葬法事便是明顯的例子。作調查的研究人員，去拜訪烏頭道士，參觀並記錄招魂斬煞諸法事；去研究現今許多寺廟的建醮活動，考察他們如何備三牲九禮、如何拜祭。這固然是當代宗教現象之一種描述，但能以此之推論道教的性質或內涵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