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說當時的客觀情況。一是雖然湘軍兵力在江南數省占優勢，但清廷的官文據長江上遊，富明阿、馮子才分守揚州、鎮江，僧格林沁屯兵粵皖，這表明清政府對湘軍早有防備。二是浙江左宗棠、江西沈葆楨已被清政府拉了過去，許以高官厚祿，地位與曾國藩不相上下，成為湘軍背後的兩把利劍。三是曾氏對成功沒有必勝的把握。湘軍號稱30萬人，曾國藩能調動的僅有5萬人，其中李鴻章雖由曾國藩一手扶植，但到了關鍵時刻，不一定會像曾國荃、彭玉麟、鮑超那樣對其死心塌地，甚至很有可能站到清廷一邊。四是曾的幕客趙烈文預料“清命不過五十年，想要南北朝也不可得”。曾國藩也相信這點。第五也是最關鍵的，根深蒂固的儒家忠君思想使得曾國藩不想當皇帝，不敢當皇帝，不敢拿全家族的命運做賭注，鐵了心隻想做一名大清朝的忠臣。
麵對朝廷的不信任，熟讀四書五經的曾國藩內心早有急流勇退的意念。功高招忌，狡兔死、走狗烹，道理人人知道，但真正能把握的人有幾個？伍子胥、韓信等曆史上太多的權臣，加上清初年間的年羹堯、隆科多等都因不懂得功成身退而身敗名裂。“用事太久，恐人疑我兵權太重、利權太大。意欲解去兵權，引退數年，以息疑謗一段話。”他要向朝廷明其誌，獨善其身，要做諸葛亮似的忠臣。
正因為以上原因，曾國藩才不聽從勸進，不去冒險當皇帝，毅然選擇急流勇退。他進南京之後，立即辦了三件事：一是建貢院提拔江南人士；二是建造南京旗兵營房，請八旗兵南來駐防；三是裁撤數萬湘軍。曾國藩在奏折中對他個人去留也隻字不提。他深知，此時無論進退，都會產生各方猜忌。曾國藩自削兵權、自去利權，以釋清廷之疑，終於換回朝廷的信任，也換得了曾家後代的平安。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1872年3月12日），曾國藩無疾而終。看曾國藩的遺囑：“慎獨則心安。自修之道，莫難於養心；養心之難，又在慎獨。能慎獨，則內省不疚，可以對天地質鬼神。人無一內愧之事，則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寬平，是人生第一自強之道，第一尋樂之方，守身之先務也。”慎獨、守身，是這個儒家弟子的核心思維。梁啟超先生說：“文正深守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急流勇退為心。”這句話一語中的。
所以說，即使曾國藩有過做皇帝的念頭，也是偷偷地一閃而已；絕對不敢高聲語；絕對不會向楚霸王那樣慷慨激昂向天下放言；也絕不會向趙匡胤那樣親自導演一場黃袍加身的蹩腳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