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蝶仙姑娘，完全為林紓的小說所傾倒。她百般追求他而不得，萬般柔情竟得不到半點回報。她是憤憤地對別人說：“林琴南（林紓）詩詞樂府，不知賺了多少人的眼淚，騙了多少少女的感情，為什麼竟然如此薄情？”林紓知道此事後，仍然未去見她，特地寫了一首詩贈給她，以表明自己的心跡。詩曰：不留夙孽累兒孫，不向情田種愛根。綺語早賒名士習，畫樓寧負美人恩。
新文化運動中，林琴南曾跟胡適、陳獨秀、蔡元培等人吵架，餘怒難消的林琴南撰寫小說《荊生》、《妖夢》，將上述三位名流逐個醜化一通，一泄心頭之憤。由此而掀起軒然大波後，原本性格狷介的林琴南覺察到自己行為有失君子之道，立即寫信給各報館，六十八歲的老人孩童般公開承認自己罵人的錯誤，如此童心無垢不遮不掩的真性情懺悔，使得遭他辱罵的陳獨秀等人感慨不已，歎讚雲：“像這樣勇於改過，倒很可佩服！”
1900年，林紓在北京任五城中學國文教員。所作古文，為桐城派大師吳汝綸所推重，使其作為古文大家的名氣越來越大，1903年後，林紓在京師大學堂（後更名為北京大學）任教。辛亥革命後，林紓入北洋軍人徐樹錚所辦正誌學校教學，推重桐城派古文。後在北京，專以譯書售稿與賣文賣畫為生。
林紓在傳統文學方麵也有很高的成就，他與當時的桐城派古文家吳汝綸、馬其昶、姚永概等人同享盛名。1907年，林紓應商務印書館之約，開始選編《中學國文讀本》，內容由清朝上溯至周朝，逐篇詳加評語，從次年5月到1910年末，分十卷出版。自此，林紓在傳統文學方麵的創作一發不可收。他生平主要的散文、文論、選評、講義集計有《畏廬文集》、《韓柳文研究法》、《春覺齋論文》、《左孟莊騷精華錄》、《左傳擷華》、《古文辭類纂選本》、《文法講義》等數十種。此外，他還留下數量可觀的詩詞、叢談、瑣記、隨筆、小說、傳奇和劇本等文學作品。林紓多才多藝，在繪畫方麵也有很深造詣，畫品極佳。他的書齋裏總是擺著書桌和畫台，寫寫畫畫，交替進行，從不間斷。他還出版有畫作《畏廬遺跡》、理論專著《春覺齋論畫》，被譽為“後學之津梁，迷途之寶筏”。
林紓仗義疏財樂善好施，在他譯作暢銷海內的那幾年，月收入近萬，他大部分都用來資助家境貧寒的學生上學。他自己不會外文，卻資助了許多學生到國外深造。晚年，林紓的古文體受到新文學運動的衝擊，終於丟了北大的教席，從此經濟情況大不如前。那些曾受到他接濟的學生，此時都學成回國，在社會上嶄露頭角。他們聚在一起，商量了一個既能幫助恩師度過窘境又不使恩師難堪的計策：他們捐款成立了一個基金會，名義上是為了支持林紓的翻譯工作，實際上款項都由林紓自行使用，常常用於他私人的日常開銷。
林紓的一生，雖然在翻譯、古文、詩詞、繪畫等方麵都有很深的造詣，但他最看重的是自己的古文成就。他一生浸淫古文研習，研究歐陽修研究二十五年，研究韓愈四十載，具有濃鬱的古文情結，是清末時期唐宋派古文的絕代大家。他對康有為贈詩稱讚“並世譯才屬嚴林”並不買賬，認為康有為隻稱頌其譯著，而不誇讚其古文，是“舍本逐末”。他在《桐城吳先生點勘史記讀本序》中不僅推重桐城派大師吳汝綸評點《史記》是“發神樞鬼藏之秘”，而且在《贈馬通伯先生序》對自己的古文能得到吳汝綸“是抑遏掩蔽，能伏其光氣者”頗為得意。其實，他雖然標榜桐城派，但是其古文跟桐城派並不相同。像《冷紅生傳》、《先妣事略》、《蒼霞精舍後軒記》、《趙聾子小傳》，都善於敘事抒情，寫得生動而有感情，或雜以詼諧，能感動人，不像桐城派文的謹嚴而較平順。
林紓始終未入仕途，對功名富貴“視若棄灰”。他定居北京初期，曾受到閩籍京官禮部侍郎郭曾欣、郵傳部尚書陳璧的舉薦，他都堅辭不就。這一點，在同時代的學人中也極為罕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