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紓不懂外文，選擇原本之權全操於口譯者之手，因而也產生了一些疵誤，如把名著改編或刪節的兒童讀物當做名著原作，把莎士比亞和易卜生的劇本譯成小說，把易卜生的國籍誤成德國等。在他翻譯的小說中也不免有些脫離原意、不盡符實之處，比如他在翻譯法國小仲馬《巴黎茶花女遺事》時便采用中國古典小說的筆調來描寫，說亞芒憤恨離去為“拂袖而去”，讀者寫信責問他：“西裝袖子如何拂得？”又如，他描寫茶花女燈下讀小說為“挑燈夜讀”，讀者也表示異議：“茶花女香閨哪裏來的油燈？”他均無法作答。
當然，與這些瑕疵相比，林紓翻譯的外國小說可取之處則更多，其譯筆輕快明爽，有鮮明的特色和可圈可點之處。如他所譯的《撒克遜劫後英雄略》，頗能保有原文的情調，人物也能傳原著之神。《孝女耐兒傳》中，寫胖婦勸主婦之母為主婦出氣以重罰其夫一段，不僅原作情調未改，有時連最難表達的幽默也能表達出來，這在當時實在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林紓對自己譯書的速度一直頗為自豪。往往口述者未畢其詞，而林紓已書在紙。他是古文大家，喜歡用古文義法來講他譯的小說。他讚美狄更斯“掃蕩名士美人之局，專為下等社會寫照”，善於“刻畫市井卑汙齷齪之事”，善敘“家常平淡之事”（見《孝女耐兒傳自序》），而用《史記外戚傳》寫竇長君的話作比，認為《史記》中此等筆墨亦不多見。又說《紅樓夢》雖亦“善於體物，終竟雅多俗寡”。通過用《史記》、《紅樓夢》作比，賞識狄更斯的筆墨，為中國讀者打開了眼界，擴大了大家的文學視野，並使閱讀之氣象為之一新。
他翻譯日本作家德富健次郎的《不如歸》時，在譯書的序言裏，稱德富健次郎“夾敘甲午戰事甚詳。餘譯既，若不勝有冤抑之情，必欲附此一伸”。“紓年已老，報國無日，故日為叫旦之雞，冀吾同胞警醒”。他還自稱所選譯作，“力翻可以警覺世士之書，以振吾國人果毅之氣”，為“愛國保種之一助”。這說明他翻譯小說，不光要把外國小說原汁原味地介紹到中國來，更要把他的愛國熱誠，通過翻譯的二次創作來感動讀者；加上他利用自己的文學素養來彌補原作的某些不足，他的某些譯作竟勝過原作，其中的成功譯作至今還具有生命力，擁有不少擁躉者。
胡適曾說：“林紓居然用古文翻譯了一百多種長篇小說。……古文的應用，自司馬遷以來，從沒有這樣大的成就。”康有為在致林紓信中亦稱：“譯才並世數嚴林，百部‘虞初’救世心。”康有為所說的“嚴林”，一個是以翻譯《天演論》而聞名的嚴複，另一個就是林紓。
林紓近三十年的翻譯生涯，以1913年譯完《離恨天》為界，明顯地分為前後兩期。前期林譯十之七八都很醒目，後期譯筆逐漸退步，色彩枯暗，勁頭鬆懈，使讀者厭倦。晚清四大譴責小說之一《孽海花》作者曾樸認為，林紓沒有認識到白話文為大勢所趨，堅持使用古文體翻譯外國小說，是他翻譯生涯最大的缺陷。這是很中肯的評價。
林紓翻譯的外國文學名著在當時的影響太大了，以至於很多名門閨秀，乃至歌妓，在讀了“林譯小說”之後，流盡眼淚，對林紓油然而生愛慕之情。但林紓從不理睬她們，遠遠躲避，使得那些多情懷春的少女們怏怏失意，怨恨林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