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是梁啟超所創造的“新民體”，被認為是他對中國文化發展的最偉大貢獻之一，這種帶有“策士文學”風格的“新民體”，成為五四以前最受歡迎、模仿者最多的文體，而且有著極其強大的生命力，至今仍有著很大的影響。梁啟超的“新民體”氣勢如虹，讀之使人酣暢淋漓，有大快朵頤之感，如他寫於1905年的《俄羅斯革命之影響》，文章以簡短急促的文字開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漿噴湧：“電燈滅，瓦斯竭，船塢停，鐵礦徹，電線斫，鐵道掘，軍廠焚，報館歇，匕首現，炸彈裂，君後逃，輦轂塞，警察騷，兵士集，日無光，野盈血，飛電劌目，全球撟舌，於戲，俄羅斯革命！於戲，全地球唯一之專製國遂不免於大革命！”然後，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動機及其方針”、“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響”為題分而析之，絲絲入扣。難怪胡適說：“梁先生的文章……使讀者不能不跟著他走，不能不跟著他想！”
學生時代的毛澤東對梁啟超好生敬佩。1910年，毛澤東從他表兄文運昌那裏借到了過期的《新民叢報》。他如獲至寶，愛不釋手，認真閱讀，反複思考，直到裏麵的不少文章都“可以背誦出來”（《毛澤東年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上卷，第9頁）。毛主席尤其喜歡梁啟超在《新民叢報》連續刊登的《新民說》。這篇論文分20個專題，以新穎的文字，令人信服的哲理，論述了自由、民主、權利、義務、社會道德、社會組織、國家思想、尚武精神、個人自尊、新民素養等重要的社會理論問題。毛澤東讀後，茅塞頓開，忽然明白了許多道理。他不僅將一些重要的段落加點畫圈，而且還在旁邊寫有批語。現藏在湖南韶山毛澤東紀念館的《新民叢報》第4期，就留有毛澤東對梁啟超《新民說》中“論國家思想”一節的批語：“正式而成立者，立憲之國家也。憲法為人民所製定，君主為人民所推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專製之國家也。法令由君主所製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悅誠服者。前者，如現今英、日諸國；後者，如中國數千年來盜竊得國之列朝也。”
此時，毛澤東在梁啟超的影響下，已經形成了初步的現代國家觀念，對專製製度有所批評，對梁啟超君主立憲的政治主張有一定的好感。1911年春天，毛澤東考入湘鄉駐省中學讀書，當聽到廣州黃花崗反清起義失敗的消息後，義憤填膺，立即寫了一篇文章（大字報），貼在牆上，呼籲推翻清朝統治，讓孫中山、康有為、梁啟超來組織新政府。1936年，毛澤東在和斯諾談話時回憶那時的感受說：“這是我第一次發表政見，思想還有一些糊塗。我還沒有放棄我對康有為、梁啟超的欽佩。我並不清楚他們之間的差別。所以我在文章裏提出，把孫中山從日本請回來當新政府的總統，康有為當國務總理，梁啟超當外交部長！”
事實上，毛澤東這時對梁啟超的崇拜遠勝於康有為。他習慣上將“康梁變法”說成“梁康變法”。他曾一度取筆名為“學任”，他曾解釋說這個筆名含有學習梁任公之意。他還學梁啟超的“新民體”去寫文章，文風活潑，感情充沛，煽動性極強。1913年，在湖南省第四師範讀書時，他的語文老師袁仲謙就批評他不應該學習梁啟超的“新民體”，因為這種文體比較適合報刊，要寫深厚而真正說服人的好文章，還要學習韓愈等唐宋八大家的古文體。此後，毛澤東的文體才有一定的轉變。
在湖南一師讀書時，因為韓愈書的善本極貴，毛澤東於是在一家舊書店裏買了一部廉價的寶慶版《韓昌黎詩文全集》。那時，毛澤東每天早晨都誦讀韓文。毛澤東的同窗好友周世釗曾寫道：毛澤東讀韓文時，“除開那些歌功頌德的墓誌銘，……他都一篇一篇地鑽研閱讀。從詞彙、句讀、章節到全部意義，憑借一部字典和注釋的幫助，進行了解、領會，使其達到融會貫通的地步。通過這樣持久的努力，韓集的大部分詩文都被他讀得爛熟，背得很流利”。
不過，梁啟超在毛澤東心中的崇高地位絲毫沒有減弱。
毛澤東在長沙第一師範讀書時，毛澤東在致好友的信中，對梁啟超廣博的知識十分推崇，特別讚成其“先業詞章，後治各科”的研究方法（《毛澤東年譜》上卷，第18頁）。
在青年毛澤東的身上，很容易尋找梁啟超的影子。那時毛澤東寫的一些文章中，很喜歡征引梁啟超的論述。梁任公所著的《論私德》、《十種德性相反相成義》、《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等，毛澤東都征引過其中的片段，或吸收了其中的觀點。在1915到1916年反對袁世凱稱帝的鬥爭中，毛澤東幾乎和梁啟超同呼吸、共命運。
毛澤東對梁啟超反對袁世凱稱帝的千古名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推崇備至。（梁啟超寫出《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時，袁世凱得到消息，派人給梁啟超送來一張20萬元銀票，給梁啟超的父親祝壽，交換條件是這篇文章不得發表。梁啟超將銀票退回。袁世凱再派人對梁啟超說，梁先生也曾經在海外流亡十幾年，其中的苦頭不是不知道，何必再自尋苦吃？梁啟超回答說，我這個人疲於奔命的逃亡經驗已經很充足了，我寧肯選擇逃亡也不願意在汙濁空氣中生存。）毛澤東將此文和其他一些反袁的文章，如《袁世凱之解剖》、《袁政府偽造民意密電》、《軍中敬告國人》等編為一本小冊子，名為《梁啟超先生等對時局之主張》，在湖南第一師範和長沙到處散發，影響頗遠。袁世凱帝製敗亡後，梁啟超提出南北和解，遠在長沙的毛澤東也持同樣的觀點。
1918年春天，毛澤東和知心好友決定成立一個革新社團的時候，起名叫“新民學會”。這個名稱顯然是來自他最喜歡的梁啟超的《新民說》。
梁啟超於1929年病逝。他學術研究涉獵廣泛，在哲學、文學、史學、經學、法學、倫理學、宗教學等領域，均有建樹。他一生著述宏富，有多種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飲冰室合集》較稱完備。《飲冰室合集》計148卷，1000餘萬字。
有趣的是，當代最紅的經濟學家郎鹹平對梁啟超佩服得五體投地，說梁啟超是最偉大的經濟學家，對世界經濟尤其的股市的建設曾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請看郎鹹平的演講：“1922年，瘋狂的交易所熱潮終於落下了帷幕。隨著門庭若市迅速變為門可羅雀，難以維係的交易所紛紛破產，最終存活下來的交易所隻剩下六家，信托公司也隻剩下兩家。中國進入了證券交易的冰河期。然而，在慘痛的現實麵前，中國當時已經有睿智的思想家提出了世界級的解決方案，而日後美國、英國的證券市場正是按照這種解決方案的思路完成了股市的重建，那麼，如此睿智的中國思想家是誰呢？是梁啟超。他是當時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你看他說過什麼話：‘華人不善效顰，徒慕公司之名，不考公司之實’。也就是說，我們中國人學不像，我們隻是仰慕公司的名字就開始炒股，而不考察公司的實際基本麵。這是他的原話，多厲害，他可是在100多年之前說的。梁啟超沒有在沃頓商學院念過任何一天的經濟學課程，完全憑自己的悟性。還有，他認為當時的中國股市出了什麼問題？缺乏信托責任。這個批評放到今天來用，都是非常適合的。梁啟超怎麼說？‘是信，多數之有限公司互相聯合，而以其全權委托少數之人為眾所信用者。’也就是說，由少數有信用的人來經營企業。什麼是信用？就是信托責任。他認為當時的股市缺乏信托責任。這種智慧之言，很可惜沒有流傳下來。其實他講的話和我今天講的話是一樣的，我的水平也就是這樣。可是我告訴你，我是受過西方教育的，我拿到沃頓商學院的博士學位之後，才有這種水平，他可沒有，可見這個人有多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