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凡事都應朝最好處努力，並做好最壞的準備。據此推斷，我們也不能完全排除現代化過程中出現重大的危機與斷裂，並引發社會矛盾總爆發的這樣一種可能性。如不幸言中的情況下，激進“新左派”以其民粹主義的意識形態來解釋社會矛盾，並把中國問題理解為資本主義的兩極分化，再像20世紀初期那樣要求建立一種平均主義的社會主義來解決社會總矛盾。而現代化過程中因經濟上的失落與利益分配上處於弱勢地位的失利者、部分充滿挫折感的下層民眾，此時則十分容易接受“新左派”的平均主義公平觀，從而使新左派中的民粹主義派從人數上得到充分的發展，在中國宣揚一場反對富人的“革命”，並力求重建理想的平均主義的“公平世界”。一旦出現這種情況，那麼導致整個民族巨大悲劇的，已經為20世紀的曆史證明是錯誤的烏托邦實驗就又將在中國土地上開始。當然，從目前中國社會發展的情況來看，出現這種情況的可能性很小，因為現行條件下的國家政權有足夠的能力來抑製事態的惡性發展。
總而言之，在20世紀中國曆史上對中國的曆史選擇起過重要的作用的知識分子，在現階段如能既保持道德熱情，又以專業人員的方式來考慮中國問題；新興的中產階級如能既求得自身發展又多一些社會關懷，中國就完全能夠避免激進的烏托邦主宰人們對問題的思考，以穩健務實、妥協寬容的精神來選擇民族的前途，形成更有希望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