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為，推進中國詩學建設的關鍵就還在於我們必須尋找和生發中國新詩發展史的內在“理念”。也就是說應當大力排除來自於“新詩之外”（不僅僅是“文學之外”與“詩之外”）的種種既有的概念的幹擾，努力地在中國新詩自身發展的內在邏輯中清理其思路與方位，同時，這種邏輯又不是對於一時一派的詩歌史現象的簡單認同，它應當是體現著詩家更高的眼光的一種理性的體製，因為隻有這樣的理性的體製才能避免我們陷入到對象的迷亂所構成的“陷阱”之中。當然，這樣的“理念”絕對不是強加於詩歌史現象之上的“以論代史”，它就來自於中國新詩的內在運動，又更為豐富更為“原真”地負載著對象的複雜景觀，從本質上講，應當是中國新詩史現象的一種“別有意味”的自我呈現。
中國現代詩學建設必須克服的第三個難題是我們必須認真檢討和確立中國現代新詩的“標準與尺度”。盡管學術的追求是對曆史現象的包容，但學術的包容與學術的標準卻又是並不矛盾的東西，隻有在一個相對清晰的標準的衡定下，中國現代詩歌發展的“問題”和“意義”才能準確地呈現，而我們的中國現代詩學才有了自己起碼的立場和方向。
新時期以來的中國詩學取得發展的關鍵環節就是一個“詩學標準”的問題。為中國詩歌發展拓新道路“三個崛起”歸根結底是關於詩學的“標準”的拓新，是新的標準的出現為新的創作現象尋找到了合法性。當然，在世紀之交的今天，我回頭來分析這些形形色色的詩學討論，卻又不得不說，除了驅除陳腐標準的積極意義外，中國當代詩論的諸多熱鬧卻同時也展現了令人困惑與不安的一麵：太多的體係，太多的術語，太多的似是而非的概念，太多的自說自話，而有效的交流與溝通呢？我們的認知是不是真的在彼此的分歧之後不斷“墊高”了曆史的層次？是不是所有的闡述都是出於“求真”而不是僅僅為了證明他自己的不同？我們討論過的一係列詩學問題是不是不再有簡單的重複？我們標準可以是自己的，但在所有的這些標準之下，應該還存在我們彼此認可的一個準則，這正是我們進一步討論的基礎，是我們共同的思想文化的平台。但問題也就來了，其實現代中國並沒有建立起一個成熟的屬於現代文化的哲學思想體係，甚至我們也沒有一個近似於西方文藝複興那樣的思想認同的平台，也就是說，真正能夠支持中國現當代詩論又具有普遍認同意義的思想與概念我們實在還是相當的匱乏，於是中國現當代詩論家更可能由個體的意義的差異而走向了某種“不可通約”的現實，中國現當代的詩論會反反複複地重複和糾纏著一係列的基本問題而難以自拔，如“平民化”與“貴族化”的爭論，“民族化”與“西化”的分歧，“個人化”與“大眾化”的對立，“格律化”與“自由化”的歧義，“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現代主義”的取舍，“知識分子寫作”與“民間寫作”的論劍，等等。中國現代詩論的這些基本認知體係的不統一使得我們失去了繼續升華思想直達形而上境界的可能，在當代中國的今天，我們有了自己豐富多彩的“詩論”，卻沒有真正出現過類似於海德格爾的關於人的存在的“詩學”。中國當代詩論家常常在各自的概念範圍內自言自語，尚未給我們展現彼此思想連接、共同構建“詩與思”“存在與詩”的輝煌境界。
以上三大難題，或許需要在一定的過程中才能加以解決，也或許並不能一並解決，不過，我相信，隻要我們的理論構建中包含了其中的某些自覺的思考，哪怕是部分的思想的警惕，也會在整體上推動我們的詩學發展和詩學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