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詩學就如同中國現代詩歌藝術本身一樣，已經走過了將近100年的曆史，但是，相對於具有數千年曆史的中國古典詩學與西方詩學而言，100年卻不過是短暫的一瞬間。因此，今天的人們承認這一詩學體係尚有若幹不夠成熟甚至粗糙簡陋之處，也並不是一件多麼丟人的事，重要的在於，我們能否對這些影響中國詩學理論成熟的因素有一個清醒而自覺的把握，從而逐漸在簡陋的現狀中成長壯大起來，並最終完善我們自己的詩學思想。
在我看來，中國現代詩學建設必須克服三大難題。
其一是必須拋棄將中外既成的詩學體係引作我們思想基礎的幻想。在過去一個比較長的時間裏，我們的詩學建設比較強調對中外詩學體係的梳理、借鑒和總結，仿佛隻有這樣，我們才能“與時代同步”，及時汲取西方詩學的最新動態，同時又盡可能地繼承中國古典詩學的豐富傳統，保持我們的“民族特色”，如此“中外融合”“古今會通”，的設想從表麵上看確有它天然的合理性，但是問題在於離開了中國現代詩歌創作本身的事實，直接從其他理論體係中尋找資源的思維很可能從根本上動搖了我們現代詩學建設的堅實基礎。我認為，今天中國詩學建設中的若幹不盡人意之處恰恰就來自於我們過分依賴理論的借鑒而忽略對詩歌史現象的細致把握。換句話說，正是我們急於完成的理論借鑒妨礙了我們認真切實的文學觀察和思考，如何走出固有的“理論迷信”，這是我們能否切實展開現代詩學建設的首要難題。
回首中國現代詩學探索中那些有價值的部分，我們會越發接受這樣的事實：離開了中國新詩誕生和發展的複雜事實，我們很難解釋現代中國何以會產生一種區別於古代“詩話”的新的理論的興趣，中國現代詩學是在新的詩歌創作的激發中出現的，並且首先就是由中國新詩的實踐者來加以闡發的。最早的中國現代詩論都如同胡適的《談新詩》一樣，關注和解釋的是“八年來一件大事”，因為“這兩年來的成績，國語的散文是已經過了辯論的時期，到了多數人實行的時候了。隻有國語的韻文——所謂‘新詩’——還脫不了許多人的懷疑。”是豐富的文學的事實激發了理論家的思考的興趣、解釋的衝動和新的理論建構的欲望。中國現代的詩論家首先是為了說明和探討關於詩歌本身的新話題而不是為了成為或古典或西方的某種詩歌學說的簡單的輸入者，在這個意義上，我以為要理解和評價中國現代詩學，其根本的意義並不在於厘清影響著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的西方的詩學究竟為何物（盡管這也仍然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而是現代的詩歌環境究竟給詩論家提供了什麼？中國現代的詩論家是怎樣感受和解釋這樣的環境？他們因此而產生了怎樣的理論設計？或者說，在中國既有的詩論體係之外，現代的他們又發現了什麼樣的詩學的趣味、詩學的話題？在表達他們各自的這些看法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怎樣的一種新的理論話語模式？用袁可嘉先生的話來說，就是要關注詩歌理論在我們這個“空間”內部的有機生長的“蛻變的自然程序”，我以為，這才是真正構成中國現代詩學的“問題”。
對中國現代詩歌創作“問題”的把握是回答以上問題的基礎，而對中國現代詩歌獨立成就的充分肯定則構成了我們發現“問題”的基本學術信心。無論學界與創作界還有多少不同的聲音，我以為得出這樣的結論都是相當必要的：從中國新詩作為一個整體的意義來看，它無疑在一係列方麵取得了較大的成就，一些區別於中國古典詩歌傳統的新的詩歌原則開始確立了。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大的方麵：一是追求創作主體的自由和獨立。發表初期白話新詩最多的《新青年》發刊詞開宗明義地指出，“近代文明特征”的第一條即是“人權說”。從胡適《老鴉》《你莫忘記》到郭沫若的《天狗》，包括早期無產階級詩歌，一直到胡風及其七月派都是在不同的意義上演繹著主體的意義。尤其值得注意的在於，這些於詩人自我的強調已經與中國古典詩人對於“修養”的重視有了截然不同的內涵；二是創造出了一係列的凝結著詩人意誌性感受的詩歌文本。也就是說，中國詩歌開始走出了“即景抒情”的傳統模式，將更多的抽象性的意誌化的東西作為自己的表現內容。與中國詩學“別材別趣”的傳統相比較，其突破性的效果十分引人注目；三是自由的形式創造。“增多詩體”得以廣泛的實現，如引進西方的十四行、樓梯詩，對於民歌體的發掘和運用，以及散文詩的出現、戲劇體詩的嚐試，等等。雖然在這些方麵成就不一，但嚐試本身卻無疑有著極其重要的價值。
中國現代詩學建設必須克服的第二個難題是尋找到一套能夠有效描述中國現代詩歌發展事實的基本語彙。今天，我們詩學建設的不成熟也充分體現為一係列基本詩學語彙的貧乏，要麼取法西方，要麼似是而非地借鑒古代，或者就是尚未形成自己的邏輯嚴密性。可以說，在這方麵，我們遭遇了太多“他者”理論的幹擾：首先是一般社會曆史概念對於我們獨立思考的代替，其次是中國古典詩學話語體係與西方詩學話語體係的對於我們新詩讀解的幹擾。前一個方麵所造成的影響已經超越了新詩，但卻是在新詩這裏留下了尤為深刻的印記。大概我們傳統的小說史寫作除了故事的交代以外，至少還有諸如“情節線索”“人物形象”“描寫手段”之類的話可說，而詩歌（特別是抒情詩）除了語言幾乎就一無所有，所以除了“音韻優美”最後也就隻有到一般社會曆史的概念中去尋找判斷了，就這樣我們得出了這樣的一些結論：初期白話新詩的曆史局限性在於它體現了一種淺薄的人道主義，胡適《嚐試集》的問題在於它的“進步”的不徹底，而代表五四革命精神的是郭沫若反帝反封建的“天狗”……其實這都不是對詩歌藝術自身的認識。後一個方麵的幹擾同樣也是相當嚴重的。因為中國古典詩歌與西方詩歌巨大成就的客觀存在，作為對於這些詩歌史現象闡釋者的中國古典詩學話語體係與西方詩學話語體係在不知不覺中也替代了我們對於中國新詩實際狀態的細致體察，在對於或古老或外來的批評概念的“方便”的移用當中，我們漸漸混淆和模糊了作為中國新詩本身的許多性質。如我們長期以來一直是不加分析地使用著浪漫主義、現實主義、現代主義這些外來的詩學術語，也將用以描繪中國古典詩歌藝術追求“意境”作了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泛用，這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反映了中國新詩超越於古典美學追求的特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