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在這個時候，一個學者的現實文化感受依然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理性的清晰來自感受的清晰，分析的細膩源於對象判斷的細膩。從中國台灣到美國，那種看似“理所當然”的自由主義體製的生存，在事實上隔斷了這些美國華人對當代中國生存複雜形態的基本感受，現實中國對於他們僅僅是一個模糊混沌的想象，而曆史中國對於他們也是一個可以用情緒加以填充的夢境——就像“晚清”在王德威那裏幻化為中國“現代性”的濫觴、“上海”在李歐梵那裏演繹為資本主義文明的“摩登”一樣，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諸多基於現實正義的反叛都被扭曲為通向專製主義的起點，對遙遠的大陸中國的恐懼演變為對一切文化變革、一切社會批判（如魯迅雜文）的本能般的懷疑，其中的問題昭然若揭。
對於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本身而言，其他民族的批評和研究都可以說是一種“他者”的聲音，而任何異樣的“他者”的都不妨成為我們自識的“鏡像”；包括美國學界在內的海外學術話語對中國而言屬於“他者”，而對美國主流學界而言，華人的學術話語依然可以說是帶有“他者”的痕跡，由此說來，美國華人話語對我們其實就是“他者的他者”，不過，就是這樣一個特殊的“他者”，可能也正是對我們產生莫大吸引的原因。
因為，我們也存在著一種深刻的恐慌——對具有整合力量的理論欠缺的恐慌。
中國現代文學的學術研究一直缺乏足夠的理性框架的支持。我們的學術長期以來其實是一種在直接的價值判斷中演進著：好一壞，革命一反動，這些純粹社會學（更常常是政治學）意義的判斷，並不能為我們真正的學術理性增添有說服力的元素。某些借自於蘇聯文藝批評的術語也往往隻能對複雜的本土文學現象作出一係列似是而非的結論：浪漫主義？現實主義？或者象征主義？進入新時期以來，中國學界始終在為尋找一種完整的理論模式而努力，其心情之迫切可謂是達到了“恐慌”的程度。
這裏便形成了一個有趣的曆史現象：某些海外華人的紅色恐慌與我們的理論恐慌遙相呼應，終於有了彼此需要、相互對接的可能。理論的恐慌或者說是理論的饑渴為西方世界一係列新的學術理念與方法的進入大開國門，而在整個西方世界的學術話語中，“漢學”正屬於那種來自西方世界裏的對中國問題的揭示，這本來有一種特別的意味，所以說外籍華人在其中所扮演的特殊的“他者的他者”角色，更成為我們在豐富的西方理論資源中尋找“學術理論資源”的首選。
當然，這裏帶來的新的問題卻是：“他者的他者”是否真的就比一般的“他者”更切合我們的文化實際？或者說，我們應該如何在克服自身恐慌的同時洞察“他者”同樣存在的恐懼的空洞呢？這樣的追問是雙向的，既指向我們自己，也指向可能為我們提供幫助的“他者”，雙向追問的過程就是我們學術研究的主體性得以確立的過程，而研究的主體性的確立便是中國現代文學真正健康發展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