焉耆在發展教育事業的過程中，為了解決學生來源問題，花了很大氣力，專門抽人組成宣傳隊，挨門挨戶勸學。曹建培又召開學生家長會，讓家長明白送孩子上學念書，學知識，學做人的道理。同時，政府還明確規定，每家有兩個子女的，要送一個上學念書。因此，各學校天天有新生入學，在校學生人數增加很快。區一小擴建為12個班，有男女學生820餘名；區二小擴建為12個班，有學生600餘名；區三小在校學生超過500名，撫惠莊也擴建了班次，男女學生接近600名。再加上師範的120名，在校學生達2600名，比整頓前增加了6至7倍。
當時，師範學校校舍是租賃賽力鄉的房院做校舍，房少人多，不敷使用，這當然牽動曹建培這位教育科科長的心。他找師範總務主任陸萬海商量，兩人意見統一後，便每天下午約郝升一起在周圍看地方。他們看中一塊地皮，雖是臭水坑、岌岌堆，卻成為焉耆教育發展的基地。他們定好地方，立即修建師範學校。之後，曹建培、郝升又約同陸萬海在東灘區選了一處地方，修建區一校校舍，當時的區一校院落窄小。
焉耆區師範學校第一期三個班的120名學生1941年3月份畢業時，教育科根據行署所轄八個縣的需要，把維文班的學生大部分派往且末、若羌、尉犁、輪台、庫爾勒等縣，把蒙文班學生分往和靖、和碩、焉耆縣，把漢、回族班學生分配到各縣教育科任科長或各校校長。這批師範學校的畢業生，對焉耆區八個縣的教育事業起到了奠基作用。
曹建培視察各縣教育發展情況後，於1941年夏季又創辦了教師培訓班，以提高各縣在職教師的業務素質。培訓班兩年期，學生有各縣調來的教師，有在焉耆招收的有培養前途的高小畢業生，包括漢、回、維、蒙四個民族，共計102人。曹建培任主任，並講授教育行政課。
教育科還推行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小先生運動”，狠抓了群眾性的國民普及教育。規定每年在校學生，利用星期天和節日，完成120小時的掃盲任務。經過全體學生的努力，僅半年的時間，就掃除文盲2000多人。他們又和阿訇商量，在各寺坊的經文學校裏，對7至12歲的孩子每天保證上一節語文課，對12至20歲的滿拉（學習經文者），除每天上一節語文課外，還加一節抗日救國時事課。授課老師由漢、回、維、蒙文會共同派人，按時間講課。各文化會還辦起了男女民校及識字班，強調40歲以下的男女居民，必須按時在民校學習。發展教育事業的同時，他們還促進體育事業的發展，開展了賽跑、競走、低欄、跳高、跳遠、接力賽、投擲標槍、手榴彈及球類等多種體育活動。
焉耆沒有澡堂，因為焉耆靠近開都河，夏天人們都在河裏洗澡，但這對老、弱及兒童很不方便，而且也不太衛生。曹建培以漢文會副會長的名義同陸萬海研究，因陸是漢文會的文化部長。他倆說服會長、副會長，由文化會拿出錢來，在老橋上遊的河沿修建了個澡堂，每人洗澡收費1角錢，解決了各單位工作人員和群眾的一大困難。
曹建培由迪化調來前，在反帝總會工作。他來焉耆任行署教育科長後，就到焉耆反帝九分會報到，並在會員訓練班工作。這個訓練班舉辦三期，每期一個月，學員人數有50人，都是各單位、各文化協會抽調來的，每天下午學習兩小時，曹是主要講課人。他除了講抗日形勢和六大政策，還講毛澤東著的《論持久戰》等，還將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列昂節夫的《政治經濟學》有關章節講給學員。許多聆聽過他講課的人說：“曹老師講課，像新疆人吃手抓羊肉一樣，清香可口。”
那時的焉耆行署各機關有名無實，許多人一天不是在麻將桌上搓牌，就是在大煙燈前過癮。人們在街上相遇，第一句話往往是“三缺一，走！”要不就是“走，喝兩盅！”再不就是“我買了些敦煌煙土，走，吸兩口！”為了消除這些消極的消遣活動，反帝九分會由曹建培、郝升主持召開了一次機關工作人員參加的“除歪風振作風”動員會。他們還在河沿開辟了一所開都河公園，裏麵由漢文會、回文會設立茶社賣茶，擺設了沙發、靠椅、書報。漢文會還組織了一個說書場，由一位河南老漢說梁山好漢的故事。每天下班後，曹建培還帶領反帝會、婦女會會員，到公園裏教唱抗日歌曲，排演抗日活報劇，教師訓練班維吾爾族女教師演練舞蹈。他們開拓出精神與文化的泉水，把個開都河公園搞得熱火朝天。藝術家趙丹領導的“實驗話劇團”，還來焉耆演出了《滿天星》。人們不再像以前那樣，閑了就打麻將、喝悶酒、吸大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