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次搬家，會引起軍警的懷疑，也會引起妻子和她們家人的誤會，應該找個更妥當的辦法避免突然襲擊。他們注意到，每次軍警搜查都由保長帶領，如果保甲長事先通個信息，那可就保險得多了。閻保祿和劉子青商量，決定由劉出麵謀取保長職務。閻保祿分析了劉的有利條件：劉是巡官的女婿，和公職人員交往多，在商界和這一帶居民中有聲望，再加上請客送禮，取得這一職位是不成問題的。不出所料，劉子青很快被派成酒泉中山鎮公所第九甲甲長。他們把電台藏在劉家中。
劉子青當了甲長之後，又出現了個難題。原來國民黨從1939年起，一方麵要求居民中的青壯年輪流參加“國民兵”訓練，作為後備兵源；另一方麵要求公務員，包括保甲長、學校教職員，一律要參加國民黨，否則輕者丟掉飯碗，重則給戴頂“紅帽子”。劉子青當了甲長，如果不加入國民黨，不僅會丟掉甲長職務，而且會引起懷疑，牽連到情報站；如果讓他加入國民黨，則又違反了邊務處的紀律。閻保祿反複考慮，為了情報工作順利開展，經請示邊務處同意，讓劉子青和其他保甲長一起，用當時的化名劉兆恩，集體參加了國民黨。
1940年初，情報站一度陷入困境。在馬步康旅部工作的情報員鮮明成和金某某，由於不謹慎被發覺了。幸好他們從別的渠道及時得到消息，在逮捕他們之前，通知他們和李國芳一起秘密撤回新疆。複泉新貨棧是新疆商人開的商店。由於盛世才公開打出親蘇親共的旗號，雖然在國共合作時期，也深為馬家和國民黨不滿，對新疆往來人員嚴加防範，因此對複泉新貨棧自然不會放過。丁炳南又是東北人，更容易使人懷疑是盛世才派來的。一天晚上，軍警突然把複泉新貨棧團團圍住，裏裏外外仔細搜查了一番。這個事件表明，丁炳南雖然還沒有完全暴露，但已成了重點監視的對象。丁炳南以複泉新貨棧歇業為名，撤回了新疆。
1940年夏天，邊務處又派來兩人加強電訊工作。先期到達酒泉的叫武守禮，任電台台長；後到的叫高成興，任機務員。他們的口音與玉門人相近，就稱是玉門人，安排在雜貨店當店員。自從李國芳情報組撤回新疆，要獲得有價值的情報，也成了問題。他們用重金經常從馬步康警衛隊一個大個子兵那裏購買情報。這個兵是青海回族，作了馬步康的衛士，家境甚為貧寒。他們利用他需要錢貼補家用，得到一些馬家軍的情報。閻保祿利用內兄的結拜兄弟、馬步康旅一個姓袁的排長，探聽到一些情報。但這些情報比較分散，很不一致，需要認真地分析、補充、核實。好不容易搞到情報，又到了和邊務處電台聯絡的日子。半夜，武守禮和高成興從劉子青家的炕洞裏拿出發報機做試驗檢查，準備發報，發現沒電，幹電池受潮失效。因為自丁炳南走後，機器和電池就一直藏在炕洞裏，未使用過。雖然有了報務員，卻連一次電報也未能發出去。他們隻好把情報寫成密信，從郵局寄走。
1941年三、四月間，閻保祿奉邊務處的指示回新疆彙報工作。他在星星峽見到了王振坤，化名吳南山，任星星峽哈密辦事處分處主任。他在哈密見到了劉慶南，化名萬友林，任哈密辦事處主任。劉慶南、王振坤都是新兵營的戰友，與閻保祿同一批去蘇聯學習。劉慶南私下告訴他，陳培生已不在邊務處工作了。邊務處人員變動很大，據說一些人被捕了，罪名是“國際間諜”。現在，盛世才的五弟盛世驥兼副處長。
閻保祿回迪化後，去邊務處彙報了工作，也講了不能發報的原因。邊務處決定再派一名報務員帶上幹電池與他同去酒泉，換回武守禮和高成興。他們到哈密後，停留了幾天。劉慶南對他說，現在國際、國內鬥爭形勢非常嚴峻。德國法西斯蠢蠢欲動，進攻蘇聯；日本法西斯加緊對我抗日根據地清剿，對國民黨誘降；國民黨想破壞抗日統一戰線，對我黨我軍搞摩擦，加強對各地的控製。因此，除非特別緊急的情報，不要輕易使用電台聯係。劉慶南還要他和劉子青不要合營商店，要分開獨自經營，以免發生問題，相互影響。
閻保祿回到酒泉後，通知武守禮和高成興回邊務處。他倆雇上駱駝回新疆了。閻在東大街開了家經營土產品的商店，和劉子青的雜貨鋪分家了。
1943年初，他們發現酒泉馬家隊伍，軍紀較前更加渙散，公然在大街連偷帶搶，騷擾老百姓。獲得情報說，河西馬家隊伍將撤回青海，由中央軍換防。閻保祿將得到的詳細情況，電告新疆。這是他發出的最後幾份情報。
馬步康部離開酒泉後，他一直等待組織上的指示，但沒有得到任何信息。他心急如焚，又不能擅離職守。同年七、八月間，新疆督辦公署交通運輸科中校科長宛思昌到達酒泉找他，帶來了督辦公署參謀長汪鴻藻簽發的命令，命令要求撤銷邊務處和各地機構，駐外全部人員回新疆迪化。他將這道命令傳達給劉子青和報務員，要大家做好善後工作，攜電台坐宛思昌帶來的汽車撤回新疆去。
閻保祿和宛思昌私下交談，探詢撤銷邊務處和調回人員的原因。宛思昌在新疆工作多年，對共產黨有一定的認識，對近年來盛世才反蘇反共的行徑很不滿意，同情中共人員在新疆的遭遇。他悄悄地說：“新疆出了大事。盛世才投靠了國民黨，與蘇聯決裂了，把請來的各部門的蘇聯顧問、教官全部遣送回國。全疆各地的進步人士也都被抓起來了。邊務處的人調回去，也有可能遭到逮捕。我看你最好先別回去，避一避再說。”閻保祿感謝他的忠告，就寫了一個請病假的報告，說患病在身，不能長途跋涉，稍好後再回新疆。他把報告交給劉子青，讓劉轉交上級。劉子青全家和報務員一起回新疆了。
閻保祿和黨組織失去了聯係，像一隻離群的孤雁，日夜盼望能早日回到黨的懷抱，重新為黨工作。1949年9月25日酒泉解放，他懷著萬分喜悅的心情，立即到酒泉軍事管製委員會，找到了負責人劉護平，訴說了自己的情況，要求隨部隊進疆。劉護平曾在新疆被盛世才逮捕，坐過幾年監獄，對新疆那時的情況比較了解，很同情他的遭遇，同意他隨軍的要求。可是，酒泉解放，百事待興，很需要熟悉情況的幹部。考慮再三，他還是留在酒泉，參加了地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