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信息科技發達和人類社會交往水平騰飛的條件下，我國在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各方麵構建國家知識創新體係的創新戰略，與國外許多國家僅抓技術創新的戰略，以及這種戰略隻在企業層麵上展開的操作，是有很多不同的。資料顯示，目前國外“核心競爭力研究”主要圍繞公司展開，其中包括，至今人們“對於組織知識的創新進程還是知之甚少”，“隻是正開始注意由個人學習進程擴展到協作性學習和知識構建，這是西方文化中的新領域”，因為，人們過去“很少去注意成群的學習者是怎樣獲取和構建知識的”。後來，一些國家在對自己的技術創新體係或相關政策組織評審時，某些評審者也才提出技術創新是一個複雜的社會過程，不僅要求個人的科技創新，而且要求一定的企業文化和社會“氣候”；後者帶有每個國家曆史和文化的明顯印記，紮根於該國思想、哲學和宗教係統之中，因此需在更大的範圍內綜合考慮創新問題，等等。由此可知，一般被局限在技術創新問題上的國外創新架構，尚未從根本上完成個體的、技術的創新模式向全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整合的創新模式轉型。當然，由於公司層麵的競爭十分激烈，所以，國外對公司創新問題的研究也不能不涉及企業文化，其中包括不能不重視創新的某些哲學及社會科學製度，充分發揮“腦庫”的作用；在國家創新戰略的層麵上，西方也有一些有識之士提出了一係列亟待解決的哲學社會科學問題，推動著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的不斷前進，有些方麵如未來學、經濟學在某些領域處於領先地位。但是，上述情況大體均未被有效整合成一種全社會層麵的創新戰略，“轉型”並未完成。我國在經濟、政治和文化各方麵力求使知識創新社會體製化的努力，雖然在個人的或公司的層麵上確需向國外的先進經驗學習，但在全社會創新戰略層麵，畢竟高出一籌。
二、國家知識創新體係麵對的哲學社會科學方麵的問題
即使隻作為一種國家級別的管理模型，任何國家知識創新體係也都不可能不涉及一大堆哲學社會科學（這裏包括人文科學）問題。更何況，中國的這一體係以在全社會層麵上整合經濟（包括科學技術）、政治和文化創新為特征，那麼，它就更需要解決中國目前麵對的一係列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新問題。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中國的國家知識創新體係，在科學的含義上，是以整合自然科學創新和哲學社會科學創新為特征。當然，這並不是隻從理論邏輯上推出的結論，它首先是由當代中國麵臨的國內外形勢和國家戰略目標決定的，麵對日新月異的新科技革命和國內日益深入的改革，首先必須注目的是哲學社會科學新問題。
早在四年前，江澤民同誌就講過：“初見端倪的知識經濟預示著人類的經濟社會生活將發生新的巨大變化”。這是從唯物史觀得出的卓識。伴隨著知識經濟的日益來臨，人類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都在巨變，整個人類麵對著許多積存下來的或嶄新的哲學社會科學疑難問題。按照唯物史觀，經濟基礎變化了，上層建築才發生適應性變化；現在的新科技革命促生的知識經濟日益逼進人類，人類社會的意識形態顯得落後，需要在創新中發展。江澤民同誌曾舉出的這類緊迫問題就很多，例如：
自然科技方麵“基礎研究的成果不但會帶來科學技術的突破和社會的進步，促進工程科學的發展，而且將拓展和深化人們對客觀世界與自身的認識，甚至引起哲學的革命”。目前科技倫理問題突現。“科學技術極大地提高了人類控製自然和人自身的能力。但是，科學技術在運用於社會時所遇到的問題也越來越突出”，“比如，基因工程可能導致基因歧視，網絡技術涉及國家安全、企業經營秘密以及個人隱私權，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和基因治療、克隆技術的適用範圍等問題，引起了人們的高度關注。”“因特網可以迅速、廣泛地傳播大量有用的信息，但也存在大量信息垃圾和虛偽信息。如何區別網上哪些信息是真實的，哪些信息是被歪曲的，科學技術本身難以做到這一點。在21世紀，科技倫理的問題將越來越突出”。“建立和完善高尚的科學倫理，尊重並合理保護知識產權，對科學技術的研究和利用實行符合各國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引導，是21世紀人們應該注重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各國都麵臨著新的機遇，也麵臨著新的挑戰。發展中國家特別是貧困國家麵臨的挑戰更加嚴峻。”“現在，南北差距問題、貧富問題越來越突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科技發展水平上存在的嚴重不平衡，更加重了南北差距。”信息產業的“增長及其帶來的利益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世界大量貧困人口還沒有享受到信息技術發展的實惠”。加之，“貧困、衝突和戰火在世界一些地區蔓延。恐怖主義對當今世界的和平與安全構成嚴重威脅，已經成為國際公害”，等等。如何處置這些問題，確實需要人們在實踐和理論兩個方麵加以探索解決。
中國國內的改革，實際上也是觀念創新、理論創新主導下的經濟、政治和文化體製、機製的創新過程。1999年，江澤民同誌《在全國技術創新大會上的講話》中論述“積極推進國家知識創新體係建設”問題時，就十分明確地把作為哲學社會科學創新表現的觀念創新、理論創新和體製創新等等，作為國家知識創新體係的主導子係統來對待。在這一思路上，他有大量論述，相當仔細全麵地闡明了這個主導子係統建立、完善和實施中的一係列原則性問題，如黨的思想理論建設中的“三個代表”理論的提出和引起全黨高度注意（包括在關於立黨之本的表述中，特地列出文化標準，這在我們黨的曆史上還是前所未有的，值得人們深思），在思想理論創新中對既要反對“西方”又要反對“左”的教條主義問題的強調，“四個如何認識”問題的提出和研究，重新認識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勞動和勞動價值論問題的提出和討論，等等。此外，江澤民同誌還涉及哲學社會科學領域中許多有待創新解決的具體問題，例如國內科技立法，加快發展軟科學，對信息網絡化條件下新的思想文化陣地和思想政治鬥爭陣地的重視，對作為綜合國力要素的民族凝聚力問題的關注，探求近代中國科技發展缺乏動力和機製的原因，等等。
上述舉例可能不充分，但它已經足以證明：在江澤民同誌的思路中，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及其創新，一直是作為國家知識創新體係的一個重要子係統而存在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離不開哲學社會科學及其創新。
三、哲學社會科學在國家知識創新體係中的無可替代性
其實，在這三次講話之前，江澤民同誌就一直重視哲學社會科學的地位和作用。1991年2月，在同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人員座談時，他就講過，社會科學的發展狀況如何，對於人們的思想意識和社會的道德風尚，對經濟建設，對社會的穩定和發展，都會產生巨大而深刻的影響，甚至關係到中華民族的興衰和社會主義的命運。在同年發表的《加強黨的理論建設》一文中，他又寫道：“無論是自然科學的發展，還是社會科學的發展，一旦形成新的理念，就會直接或間接地對實踐產生巨大的作用。”在十六大召開前夕的近一年的三次講話，實際上已經形成了一個關於哲學社會科學問題的嚴密新體係的建立和強化的堅實的理論基礎，足以被看成指導新世紀我國整個科學事業發展的基本綱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