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觀梁啟超晚年的孔子研究，不難發現，其具有以下特點：
第一，梁啟超在孔子研究中，不僅考察孔子思想學說的淵源和傳承，而且注重考察其產生、發展的社會曆史環境。一般說來，傳統學術大都重視考察學說的淵源和傳承而往往忽視對思想學說產生、發展的社會曆史環境的考察，故而常被後世學者們貼以“唯心史觀”的標簽。實際上，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興起之前，梁啟超在學術研究中已經注意到對社會曆史環境的考察。在《孔子》一書中他便概述了孔子生活的時代背景，指出當時“霸政之衰息”、“貴族政治之墮落”、“社會思想之展開”的曆史條件，梁啟超未完成的《世界偉人傳第一編孔子》更是如此，曾列專節論述“孔子與時勢”之關係。在對孔子思想的具體論述中，梁啟超也注意考察其產生的社會曆史環境。如對孔子的中庸主義會在中國產生的原因分析中，梁啟超就認為它與地勢、氣候、人種等都有關係，等等。應該說這樣的研究在孔學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第二，梁啟超在研究孔子時較多地采用了現代科學的研究方法，因而研究結論較能令人信服。他經常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1）追根溯源法。梁啟超認為，史學是一門嚴謹的科學，研究學術思想，一定要以史料為依據，窮根溯源。他反對主觀臆斷，主張“純以超然客觀的精神論列之”。他自己也是這樣做的，例如，關於孔子的“禮”，他指出，本是古代的宗教儀式，而後幾經變化，其內涵亦發生了不小的變化，並以史料作佐證，力圖對“禮”做出科學地解釋。應該說，這樣的研究方法是可取的。（2）比較分析的方法。這是梁啟超研究孔子時使用最多也是最熟練的方法之一。他不僅注重把孔子思想與先秦諸子及後儒特別是宋儒思想作比較，還重視把孔子思想及言行同西方哲學家相比較，從而分析其特點和得失。通過比較分析，其觀點更為鮮明，更易為人所接受，也使我們得以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麵來獲得認識。（3）分類、歸納法。孔子思想本是一個龐大的體係，內容廣泛而複雜，古代儒學家們研究孔子時常有“管中窺豹”之弊，梁啟超卻能思路清晰地予以分類，從不同層次對孔學的主要內容和核心思想予以歸納，因而能在近代學術中獨樹一幟，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
三、梁啟超晚年孔子研究的學術成就
梁啟超晚年的孔子研究是近代學者對孔子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他的孔子研究取得了一定成就，概括說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澄清了一些有關孔子的基本史實，推動了孔子研究的進一步深入。比如梁啟超對孔子生平事跡的考證與描述，使人對孔子的基本情況有所了解，這利於還原孔子的本來麵目，也利於孔子研究的深入；梁啟超對孔子研究所應依據資料的整理、審查，也為後人進行孔子研究提供了指導與幫助；梁啟超對孔子思想作近代意義的詮釋，更為後人研究提供了參考。總之，梁啟超的研究推動了孔子研究的進展，也利於孔子研究的進一步深入。
第二，梁啟超晚年的孔子研究開拓了對孔子思想及其價值做出近代科學意義上的詮釋的先例。近代以來，在主張變法革新、改造中國的進步力量中間，認為孔子是舊秩序的代表，孔子思想有利於封建專製主義統治而無益於建設民主政治的觀點十分流行，因而大多采取了批孔和反孔的態度。梁啟超與他們不同，他透過深厚的曆史塵埃，認識到孔子思想仍有現世價值，於是他用近代語言對孔子思想做了近代意義的詮釋。他在《孔子教義實際裨益於今日國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一文中，將孔子的思想作了分類。他還以近代西方心理學、倫理學研究的新成果來對比分析孔子及其思想的重要價值。他講“近代心理學家說，人性分為智（理智）情（情感）意（意誌）三方麵，倫理學家說，人類的良心，不外由這三方麵發動，但各人各有所偏，三者調和極難，我說，孔子是把這三件調和得非常圓滿，而且他的調和方法，確實可模可範。”梁啟超不僅對孔子思想從近代科學意義上予以總體把握，而且對孔學的重要概念、命題也給予符合近代科學意義的解釋。另外，梁啟超在解釋孔子思想中的“仁”、“禮”等概念時也同樣給予近代科學意義的闡釋。由此可見，梁啟超對孔子思想的疏理、闡釋已經遠遠超過了前人的章句注解和義理分析，而是力求運用近代科學學術語言，對其作出新的詮釋和概括。不難看出，這樣的詮釋和概括，不僅揭示出孔子思想的較深意蘊，而且融入了時代的理解，透露出新鮮氣息。
第三，梁啟超晚年的孔子研究在研究方法上開拓了孔子研究中的中西哲學比較研究。在近代，隨著西學東漸，西方哲學觀念大量湧入，梁啟超在接受西方哲學的基礎上，自覺地將西方哲學與中國哲學加以比較。盡管這種比較有不準確的地方，但畢竟開拓了哲學研究的一條新路，啟發了人們的思想，從而也推動了學術研究的進一步發展。梁啟超在孔子研究中也貫徹了這一中西對比的研究方法。如他在論及儒家哲學的範圍時認為，孔子說：“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實際上是強調智、仁、勇三者俱備，人格才算完成。而與此相比，西方所謂愛智，不過是孔子所強調的三德之一，即智的部分，所以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哲學的範圍，比西方哲學的範圍闊大得多。”他在論述孔子哲學所論及的主要問題時，也采用了中西比較的方法。他認為孔子所創立的儒家“專論人之所以為人，及人與人之關係”，“與歐西問題迥然不同”。“西方學者唯物唯心多元一元的討論”，孔子很少提及，“西方學者所謂有神無神”，孔子也看得很輕，並拿《論語》中“子不語怪力亂神”和孔子所說的“未知生焉知死”作論證，認為“把生死神怪，看得很輕，這是儒家一大特色。”這“可以說與近代精神相近，與西方古代之空洞玄談者不同。”事實上，在論及孔子思想過程中，梁啟超在不少地方都使用了中西比較的研究方法，梁啟超之所以能夠旁征博引，比較研究，與他淵博的知識是分不開的，這種治學精神也是值得後人學習的。
總之，梁啟超作為中國學術由古代走向近現代的開拓者之一，他晚年的孔子研究具有承先啟後的重要曆史意義，他既繼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又開拓了孔子研究的新局麵，因而在孔子研究史上具有特定的曆史地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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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編 理性問題、知識觀與後現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