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仁”。梁啟超認為，孔子學說最主要者為“仁”，“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言道言政，皆植本於‘仁’。”“仁之一字，孔子以前，無人道及”，“以仁為人生觀的中心，這是孔子最大發明，孔子所以偉大，亦全在此。”這裏，梁啟超肯定“仁”在孔子思想中處於核心地位的觀點，得到了當代大多數學者的認同。但對於什麼是孔子所講的“仁”？梁啟超的解釋很有特色，他認為，“‘仁’是人和人交往過程中顯現出現的一種人格”，這種人格，“智的方麵所表現者為同類意識，情的方麵所表現者為同情心。”《論語》中許多“仁”字都是這種人格的抽象名詞，其中所說的“仁”的種種內容也隻是完成這種人格必要的條件。那麼，這種人格完美的形象到底是什麼樣子呢？梁啟超認為它就是孔子所說的“君子”，也就是“仁人”，就是那些能“曲盡人與人相互之道”的人。與此相反，那些不能“曲盡人與人相互之道”、“同類意識麻木”的人，即“不仁人”，也就是“小人”。他們是與“君子”相對的人格形象。“孔子說的‘仁’隻是教人怎樣做人，隻是教人能盡其性”“孔子之教，是要人踐履這人格的標準”。梁啟超還認為，後人把後代儒生所說的“片麵的倫理學說”意義上的“三綱五倫”歸罪於孔子是不符合社會實際的。實際上，“五倫說是孔子所有，三綱說是孔子所無”，孔子講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的關係，都是從“仁者人也”、“人者人也”推闡而來的，貫穿的是“仁”的思想，即“完全平等的人格主義”精神，強調的是做人的道德規範，而不是片麵的倫理學說；梁啟超的這個說法，揭露了“仁”與後儒提出的“三綱五常”的不同，在當時確有所指，但從學術上看，從孔子思想的實際出發，不能說其沒有一點道理。
其三，“禮”與“樂”。“禮”、“樂”是孔子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梁啟超認為，“禮”、“樂”是孔子授徒的普遍學問，是孔子提倡的涵養人格的利器。對於“禮”，梁啟超指出，“禮”起源甚古，其含義也是不斷變化的，“最古的‘禮’，不過是宗教上的一種儀式”，後來，“漸漸把宗教以外的一切社會習慣都包含在禮的範圍內”，“‘禮’字就成了人人當踐履的意義”，“禮”也“變成一切行為的軌範了。”再後來，由於政教合一的體製，人們把“宗教上的儀典和國家社會的法製”“合為一爐”。這樣一來，“禮”的性質就和法律差不多了，“成為社會上一種製裁力”，孔子所處的時代，“‘禮’的性質簡直與法無甚差別”，唯一的不同是“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所以當時存在著“禮治”與“法治”孰優孰劣的爭論，梁啟超認為孔子是絕對主張“禮治”而反對“法治”的，因為在孔子看來，“法不過事後消極的裁製，禮才是事前積極的裁製”，“法的裁製力是他動，禮的裁製力是自動”，兩者的效果明顯不同，而且，孔子認為“禮的作用，可以養成人類自動自治的良習慣”，這也是他主張禮治的主要精神所在。對於孔子的“禮”，梁啟超認為其所以能發生作用，最重要的因素是能“因人之情”，孔子的禮教也是建立在人的情欲基礎之上的，孔子重禮教的一個重大理由是因為習禮還有體育運動的作用。對於孔子為什麼重“樂”，“不但自己嗜好，還拿來做他學堂裏的必修科目”，梁啟超分析認為，“音樂關係到國家治亂，民族興亡”，孔子正是認識到這一點，所以一生中重視正詩正樂，“正樂”是他“一生中大事業”。至於“禮”與“樂”之間的關係，梁啟超認為，孔子的“禮”在於“節民心”，“樂”為了“和民性”，“禮”的功用，在“謹嚴收斂”，“樂”的功用，在“和悅發舒”，“樂以治心，禮以治躬”，“禮”、“樂”相結合，交相為用，才能“陶養人格”。應當指出，梁啟超此處對“禮”、“樂”的分析與解釋，許多觀點達到了相當高的認識水平，尤其是他對“禮”的涵義的發展演變的考證，具有較強的說服力，對後世研究者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另外，他對“樂”的作用的認識也有獨到之處，這些都是值得後世學者注意的。
其四，“正名”。由於“正名”在孔學中的重要地位，所以儒教又稱名教。梁啟超引用《論語?子路》中的一段話，即“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來反映“正名”在政治措施上具有重大意義。孔子主張“正名”，就是要求名實相符，“名之可言”，“言之可行”，一方麵可以顧名思義，另一方麵可以循名責實。梁啟超認為這是孔子開創的一種以“名、實”為核心的倫理學。雖然還不完備，但由此引出許多哲學問題，為後人研究，不能不說是偉大的創造。
其五，“性”與“命”。梁啟超認為孔子論“性”較少，論“命”較多。孔子所說的“命”是指自然界的一定法則，“不能拿人力轉變者而言”，並認為孔子說“命”時常帶上的“天”字，也隻是自然界的代名詞，不是指古人所說的“有意識的天”。對於孔子的“知命主義”，梁啟超認為它在孔子學說中占有極重要的位置，是“孔子修養人格的重要學說”，它的價值是既有好處又有壞處，它能令人了解自然和社會的變化規律，按客觀要求辦事。但同時這種知命說又有很大的流弊，尤其是壓製人們的創造精神。梁啟超指出：“孔子終是崇信自然法太過，覺得天行力絕對不可抗，所以總教人順應自然，不甚教人矯正自然，駕馭自然，征服自然……中國受了知命主義的感化，順應的本領極發達，所以數千年來經許多災難，民族依然保存，文明依然不墜，這是善於順應的好處，但過於重視天行，不敢反抗，創造力自然衰弱，所以雖能保存，卻不能向上，這是中華民族一種大缺點，不能不說是受知命主義的影響……”應該說，梁啟超對孔子的知命主義的評論，既掌握了孔子思想的實質，又結合當時中國現實作了發揮，顯示了梁啟超學術文化的深厚和看問題的敏銳。
其六，“鬼神”、“祭祀”。梁啟超認為孔子所持的是相對的無鬼論，孔子所說的鬼神“全是哲學上的意義，沒有宗教上的意義。”對於孔子不信鬼神但又主張祭祀，梁啟超指出，祭禮隻是孔子用作修養人格、改良社會的一種手段，孔子希望通過祭禮來喚起人們的報恩主義，“反本始不忘其初”，從而達到“民德純正，風俗敦厚，政治自然易辦”的效果。所以“孔子的祭實含有舉行紀念祝典的意味”，與鬼神觀念沒有多大關係。這種認識，真正觸及孔子思想深處，令人信服。
以上所述，是梁啟超晚年對孔子研究的大致情況。在這一過程中，梁啟超對孔子的生平經曆及其思想淵源進行了考察、分析，又對孔學提綱進行了歸納和詮釋，這對於我們今天的孔子研究來說，仍有較大的啟發借鑒意義，在孔學研究史上有著重要的影響。
二、梁啟超晚年孔子研究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