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是晚清主張漢宋學術調和的學者，他站在宋學立場上，主張博采眾家之長，他說：“餘於本朝大儒，自顧亭林之外，最好高郵王氏之學……餘自憾學問無成，有愧王文肅公遠甚，而望爾輩為懷祖先生，為伯申氏，則夢寐之際，未嚐須臾忘也。”並叮囑曾紀澤要熟讀王氏《廣雅疏證》、《讀書雜誌》和《經義述聞》等書。他對古文頗有興趣，他認識到訓詁、小學乃學者的治學門徑，不可偏廢。他對古文經學的態度，代表了當時眾多理學家的認識，雖治理學，振發義理，然以漢學實之，不作空疏之言，闡述經世之學。這也說明雖時至晚清，乾嘉漢學的影響猶在，“儼成一種‘學閥’之觀”，不論理學家、漢學家仍舊“猶自倨貴”，能識其大流，承其末流，無人敢忘漢學之訓詁也。曾國藩的學術觀點對俞樾影響很大。他對俞樾的學術研究成就也是推崇備至的。對此，俞樾自然感激涕零，甚至以恩師相稱，而且與曾國藩多次切磋學術。俞樾深知曾國藩學術與武功之大，非己能比，對其師關於漢宋兼采的主張，是完全讚成的。所以他主張治經是為了“通曉古言，推明古製，即訓詁名物以求義理，而微言大義存其中矣。”
四、小結
俞樾對人性問題的探討，反映了他對宋儒性命之學有所涉獵，也體現了他在學術上的漢宋兼采特色，但要強調的是，俞樾的漢宋兼采，既不是對漢學和宋學各取其半，也不是因為他對宋學有了一個科學的認識後所作的理性判斷，他完全是站在漢學家的立場上，對宋學采取兼收並蓄的開明態度。這就是，凡是有益的思想學說，就要拿來分析一番，闡明聖意，對於不適合漢學本意的，則超越宋儒，向更古的儒家大師尋求答案。他分析公私關係時，通過訓詁，認為倉頡造字時先有“私”字，然後才有“公”字，寓意即由私才可以推及於公；他提出用禮來治社會，表麵與曾國藩的禮治主張相同，殊不知曾國藩所謂的“禮”是特定社會環境條件下的產物，它不但擔負著維護綱常名教的責任，而且還包含有“先王經世之意”，代表了洋務派的利益，具有曆史進步性。俞樾所說的禮，僅僅是要恢複古禮，這顯然是落後的。他所主張的刑法也是要恢複古法，用古代的象刑，即“上古三代畫衣冠，異章服，以別於齊民，使人一望而知之。而凡有罪者……有畫象之辱，自畏法而不敢輕犯”。這種想法顯然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所以，有人得出結論，“中國近代倫理思想有一個重要特色，就是以‘複古’作為整肅道德的手段，主張以古從今，以今驗古，在肯定並維護封建君主製度的基礎上，提出理順倫常關係、整肅社會道德的主張。”這個結論同樣適用於俞樾。總而言之，俞樾的漢宋兼采不是對漢宋學術理性分析的結果，而隻是當時社會學術發展的必然產物。
參考文獻
1.俞樾：《春在堂全書》，台北環球書局民國57年版。
1.俞樾：《春在堂全書》，台北環球書局民國57年版。
2.俞樾：《春在堂隨筆》，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2.俞樾：《春在堂隨筆》，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3.徐世昌纂：《清儒學案》卷183，中國書店1990年版。
3.徐世昌纂：《清儒學案》卷183，中國書店1990年版。
4.楊向奎：《清儒學案新編》，齊魯書社1994年版。
4.楊向奎：《清儒學案新編》，齊魯書社1994年版。
5.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5.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6.湯誌鈞：《近代經學與政治》，中華書局1989年版。
6.湯誌鈞：《近代經學與政治》，中華書局1989年版。
7.張豈之、陳國慶：《近代倫理思想的變遷》，中華書局2000年版。
8.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傳》，中國書店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