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樾由“性惡論”進而探討“公私”關係，得出古代社會是“先私而後公”的結論。“古之聖人先公乎？先私乎？曰：先私也。”既然人性為惡，那麼人們處世自然是先私後公。“夫無私則公於何有？使天下之人而盡滅其私，則人之類滅久矣。”在這裏，他將私看作是人類社會得以存在的基礎，肯定“私”的正當性，並指出私和公是一對範疇，二者緊密聯係，無私就無公，先私而後公，由私推及公，就是由家推及國，“所謂先私而後公，非聖人之德不廣也，理固然也。一家安而一國安，一國安而後天下安也”。即“先私而後公”是社會發展的常理，這就闡明了“公私”之間的關係。在這裏，俞樾強調“私”，並不是因為他認識到“私”對破除傳統的“重義輕利”觀念和發展近代民族資本主義經濟有積極意義，而隻是他的一種樸素感悟而已。
俞樾的私論主張與西方的個人利己主義是不同的，他並不主張人們生活在一個利己主義盛行的社會，仍舊講求“公”，如何實現公呢？就需要節製私，在這裏，他和曾國藩的主張不謀而合，就是尋求“禮”，用禮來約束人們的行為。他認為，禮是聖人製定以治人的，通過禮，凡事“治之於未訟之先”，人們通過尊禮行事，刑法就顯得多餘，但是社會必定存在著越禮行為，所以俞樾也並不主張取消刑法，相反他希望用刑法來補充禮的不足，用象刑以明醜來懲罰人。但是俞樾更注重道德的約束力量（按：明乎醜），“斧鉞（按：刑法）也，實焉者也，醜則虛焉者也。實之為用有窮，而虛之為用無窮，故醜者，聖人治天下之大權也。”用明醜罰人的好處在於，“其於人非有毫發之損也，然而人之受之者，不啻刀鋸之在其身”。俞樾正是看到這一點，既對人身體毫發無損，又可以使人受到道德上的譴責。為了使人人明乎醜、知榮辱，一麵需要士大夫身體力行，影響周圍人群；一麵要發揮教育的功能，教化民眾，這樣人人皆知榮辱，社會才會處於儒家所謂“大同”狀態。
三、俞樾漢宋兼采的原因分析
早年官場的不幸經曆，使他對入世心有餘悸，因而自居於世俗之外而不問世事。晚清以降，社會劇變，傳統學術中不論漢學、宋學都在尋求轉型，以適應社會發展。繁瑣考據的漢學積弊已深，麵對著衰世根本無所作為；空談義理的宋學毫無生氣，於社會進步無能為力。由此，漢宋兼采，以尋求能夠同時規避漢學與宋學的弊端，而發揚二者之長，這已經成為學術發展的主要潮流。俞樾置身時代的洪流之中，不得不對社會現實和學術進程有所思考。他認識到，隻有“合漢宋而貫通之”，才能促進學術發展。一味死守考據，則會被社會最終拋棄。
俞樾主張調和漢宋，一方麵受到晚清學術潮流的影響，另一方麵也受到莊存與和曾國藩的影響。《清代七百名人傳》載，俞樾“嚐受學長洲陳奐。罷官僑吳。猶及見宋翔鳳。得聞武進莊氏（按指莊存與）之說”。學術界多認同莊存與為清代今文經學鼻祖，而對他在漢宋關係上的主張關注不多。實際上，宋學對莊存與亦有一定影響。他與其父莊柱，對漢宋皆好，“尤好朱子、小學，一言一動皆遵之。”他主張混淆漢宋學統，以宋學濟《春秋》，他在《春秋正辭?奉天辭》中引用二程的話，“人理滅矣，天運乖矣，陰陽失序，歲功不成矣，故不具四時”，從而樹立了新的“天人關係”體係。俞樾受到莊存與等人的啟發，能夠摒棄漢宋學統之見，別出一途，力圖從學術上有所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