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經濟學家不這麼看。他們認為：做好事就是促進人群福利的行為（經濟學稱之為“有效率的”行為），這種行為不但應該鼓勵，而且必須鼓勵。隻有這樣，才會不斷促進社會福利的提高。怎麼鼓勵呢？給予報償是最有效的。
這聽起來好像叫人不太舒服，其實，中國人的“道德宗師”孔子在兩千多年前，就提出過這一思想。
春秋時期，魯國有這樣一條法律：如果魯國人在其他國家中遇見淪為奴隸的魯國人，可以墊錢把這個奴隸贖出來，回國後再到國庫去報銷。孔子的弟子子貢曾花錢贖出一個已淪為奴隸的魯國人，但事後並不到國庫去報賬，以顯示自己追求仁義的決心與真誠。孔子知道此事後，對子貢說：“我知道你追求高尚，也不缺這幾個錢，可是這個補償你一定要去領。因為你自己掏錢救人，會受到社會的讚揚，但今後，當別人在國外再遇見淪為奴隸的魯國人時，他就會想墊不墊錢去贖人？如果墊錢贖了人，回國後去不去報賬？不去報賬，豈不是白白丟掉一大筆錢；如果去報賬，豈不是在行為上會遭旁人譏笑，顯得自己的品格不高？於是就會裝作沒有看見，這樣一來，你的高尚行為豈不是阻礙了對至今仍淪為奴隸的魯國人的解救？”
事實上，如果德行善舉得不到報償，那麼它就隻能是少數人的“專利”而不會成為社會公德。
以職業道德為例，改革開放以前，營業員申斥顧客、工人消極怠工之類的現象時有發生。
隨著市場經濟的建立，盡管有人感歎拜金主義對傳統道德造成了衝擊，但不可否認，社會職業道德水平在不斷提高，作為消費者，我們可以享受微笑服務而不必處處生氣了。
不要小看這些，更不要因為這些微笑“隻是為了賺錢”而斥之為虛偽，消費者和商家都能獲益，這才是真實、穩定的“雙贏”。
相反，如果肯對你微笑的隻有“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聖賢才是值得憂慮的。天下攘攘，能有幾個聖賢呢？
“圍捕牡鹿”
在前麵的“獵人博弈”中，我們假設兩個獵人是精誠合作的。然而實際情況可能並不是這樣。
比如一個獵人，在和同伴合作捕獵的時候，身邊跑過一隻兔子，這時他就麵臨著誘惑：要不要在合作的同時給自己多撈一點兒便宜？假設雙方已經商定了捕到鹿之後如何分配，對他來說，合作的收益就是固定的，而此時自己抓兔子的收益完全歸自己，顯然，隻要不至於耽誤了合作大計，順便搞一點兒副業就是劃算的。
其實前人早已對這種現象有所思考了。盧梭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中就指出：圍捕牡鹿這樣的大事，需要每個參與者盡職盡責，但是如果碰巧你發現一隻野兔從你身邊跑過，你就可能去抓兔子，而把自己的責任丟在一邊。
你可能會發現，這又成了一個“囚徒困境”：你多一點兒自私，似乎總是有利的。問題是，如果這樣打著自己的算盤的人多了，合作必然受到損害。
經濟學上把這種行為稱為“搭便車”：在事關群體利益的問題上，必然會有人傾向於隻享受利益，而不承擔義務。
所以涉及到公共服務領域，“搭便車”就大顯身手了。如果你提供的產品或服務是不具有“排他性”的（如道路、路燈等），就不可避免地有人會免費享用。
經濟學家常用一個“節日焰火”的例子說明這種“搭便車”行為造成的公共困境。
一個小鎮上的居民，希望在迎接新年時觀賞一場焰火表演，正好附近也有一個焰火商人，看起來雙方合作對大家都有利：居民看到了表演，商人有了生意。但是由於焰火表演是不具有“排他性”的——也就是說，不管你付不付錢，你都能看到，所以從居民個人的角度考慮，最佳結果是別人付錢“購買”，自己“搭便車”；而商人呢，盡管希望得到生意，但如果收不到錢就不劃算，所以也不會提供這種服務。
在這個博弈中，為焰火表演付錢是居民的嚴格劣勢策略；在得不到錢的情況下放焰火也是商人的嚴格劣勢策略。這樣運用嚴格劣勢策略消去法，我們就得到這個博弈的嚴格優勢策略均衡：對方都無動於衷，大家都得零。
博弈論討論所牽涉的局中人，都是經濟學上所講的“理性人”，他們隻為己，但是並不刻意害人。現在城市公寓裏麵的不少居民在鄰居關係上，有時候差不多就是這種理性人的關係。對於他們來說，都市化進程的一個副產品，就是即使是近鄰也形同陌路。如果沒有公寓物業管理方麵的製度安排的話，新公寓家家裝修一流，可是樓道就雜亂無章，常常還陰暗得很。路燈壞了，往往很長時間也沒有人修理。
這就是公共品供給的“囚徒困境”：如果大家都隻從自己得益多少出發考慮問題，大家都隻打自己的小算盤，結果就誰也不作為，對局鎖定在“三個和尚沒水吃”的局麵。
所以，公共品問題一定要有人協調和管理，就以上那個例子來說，如果有一個鎮政府，就可以在取得居民的同意後，收取一筆費用，支付給商人，這樣焰火表演就可以實現了。同樣的例子還有居民小區的環境衛生問題，就住戶而言，整潔的環境是他需要的，但是清運垃圾的工作最好由別人去做，自己“搭便車”，結果就是到處垃圾成堆，生活環境很差。這時就需要有一個物業公司，向住戶收取一定的物業管理費，用於保持小區的環境衛生。
公用地悲劇美國學者哈丁在一篇重要而具有影響力的文章裏提到，不加限製的個人選擇可能會給社會帶來災難。
哈丁舉了這樣一個具體事例：一群牧民麵對向他們開放的草地，每一個牧民都想多養一頭牛，因為多養一頭牛增加的收益大於其購買、喂養成本，是合算的，盡管因平均草量下降，增加一頭牛可能使整個牧區的牛的單位收益下降。這樣，每個牧民都可能多增加幾頭牛，草地將可能被過度放牧，從而不能滿足牛的食量，致使所有牧民的牛都餓死。這就是公共資源的悲劇。
悲劇在於每一個人都陷入了一個體係而不能自拔，這個體係迫使他在一個有限的世界裏無限地增加自己的牲畜。在一個信仰平民自由的社會，每一個人都在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因此，毀滅將成為大家不能逃脫的命運。
他按照這一思路討論了人口爆炸、汙染、過度捕撈和不可再生資源的消耗等問題。他的結論是：這樣的困境“沒有技術的解決途徑”，所謂技術的解決途徑，指“僅在自然科學中的技術的變化，而很少要求或不要求人類價值或道德觀念的轉變”。如果要解決這一問題，我們就必須意識到有必要限製個人作出這些選擇的自由，接受某種“一致讚成的共同約束”。
對公共資源的悲劇有許多解決辦法，我們可以將之賣掉，使之成為私有財產，可以作為公共財產保留，但準許進入，這種準許可以以多種方式來進行。哈丁說，這些意見均合理，也均有可反駁的地方，“但是我們必須選擇，否則我們就等於認同了公共地的毀滅，隻能在國家公園裏回憶它們了。”
“看不見的手”有多長不同情況下，公用地悲劇可能成為一個多人“囚徒困境”（每一個人都養了太多的牛）或一個超出負荷問題（太多人都想做畜牧者）。
經濟學家最喜歡的解決方案是確立產權。這也是十五六世紀在英格蘭真實出現的事情：公有土地被圍起來，落入當地貴族或地主手裏。一旦土地成為私有財產，那隻“看不見的手”就會恰到好處地關上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