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在現代人的觀念中，“零和”正在被“雙贏”取代，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一個美麗新世界的到來，因為“雙贏”的背後可能蘊藏著更大的危機。對此，我們還沒有找到滿意的應對策略。
簡單地說，政治就是人的組織藝術。詭計和利益交換似乎是政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那麼，完美的（或完全公平的）政治是可能存在的嗎？
獵人博弈與帕累托效應在現代人的觀念中，“零和”正在被“雙贏”取代，這不能不說是人類思想的進步。
這種進步一方麵是因為“零和”邏輯已經被證明了“此路不通”。在兩次世界大戰，特別是足以毀滅世界的核武器出現之後，“消滅對手”幾乎已經成了“兩敗俱傷”乃至“同歸於盡”的同義詞；另一方麵，經濟的高速增長，科技的進步，全球一體化以及日益嚴重的環境汙染，也讓我們的眼光更加開闊，意識到人們麵臨的問題並非是某一方麵的、孤立的，而是彼此聯係的。正是因此，人們開始更多地關注合作。
但是合作既然也是一種策略選擇，同樣麵臨著利益分配的問題。我們明白這並不是一個完全公平的世界，但是既然要實現合作，“不公平”就必須有一個限度，這個限度是什麼呢？
“帕累托效應”是近來各種文章經常用到的一個經濟學名詞。我們可以通過一個故事說明它的含義。
一個村莊有兩個獵人，他們主要的獵物隻有兩種：鹿和兔子——事實上當然不可能隻有這兩種，這樣假設是為了簡化問題。我們可以假設，兩個獵人一起去獵鹿，才能獵獲1隻鹿；如果一個獵人單獨打獵，他隻能打到4隻兔子。假設每打1隻兔子隻能讓獵人維持1天，1隻鹿卻差不多能夠解決半個多月的生計。這樣，兩個人的行為決策就可以寫成以下的博弈形式：要麼分別打兔子，每人得4；要麼合作，每人得10（平分鹿之後的所得）。
兩個納什均衡，就是兩個可能的結局。那麼，究竟哪一個會發生呢？是一起去獵鹿還是各自去打兔子呢？
比較（10，10）（第一個數代表甲的滿意程度或者得益，第二個數代表乙的滿意程度或者得益）和（4，4）兩個納什均衡，明顯的事實是，兩人一起去獵鹿的贏利比各自去打兔子的贏利要大得多。按照兩位博弈論大師——美國的哈薩尼教授和德國的澤爾滕教授的說法，甲乙一起去獵鹿的納什均衡（10，10），比兩人各自去打兔子的納什均衡（4，4）具有帕累托優勢。獵人博弈的結局，最大可能是具有帕累托優勢的那個納什均衡：甲乙一起去獵鹿得（10，10）。
比起（4，4）來，（10，10）不僅是總額的改善，而且每個人都得到很大改善。這就是（10，10）對於（4，4）具有帕累托優勢的意思。關鍵是每個人都得到改善。
現在我們就可以大致明白何謂帕累托效率和帕累托優勢了。帕累托（意大利經濟學家）效率準則是：經濟的效率體現於配置社會資源以改善人們的境況，主要看資源是否已經被充分利用。如果資源已經被充分利用，要想再改善我就必須損害你或別的什麼人的利益，要想再改善你就必須損害另外某個人的利益，一句話，要想再改善任何人都必須損害別人的利益，這時候就說一個經濟已經實現了帕累托效率。相反，如果還可以在不損害別人利益的情況下改善別人的境況，就認為經濟資源尚未充分利用，就不能說已經達到帕累托效率。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在“獵人博弈”中，兩人合作獵鹿的收益（10，10）對於分別獵兔（4，4）具有帕累托優勢，這樣是因為如果比較原來的境況（4，4），現在是（10，10），所以我們說境況得到了帕累托改善。作為定義，帕累托改善是各方的境況都不受損害的改善。
可是上麵的情況是假設雙方平均分配獵物，也就是說，兩個獵人的能力和貢獻差不多，但是實際上並不一定如此。如果一個獵人能力強、貢獻大，他就會要求得到較大的一份，這樣分配的結果就可能是（14，6）或（15，5），但有一點是確定的，那就是能力較差的獵人的所得，至少要多於他獨自打獵的收益，否則他就沒有合作的動機。如果合作的結果是（17，3），相對於分別獵兔（4，4）卻沒有帕累托優勢，這是因為3比4小，乙受到損害。這樣，我們就不能說境況得到了帕累托改善。雖然17比4多，改善了很多，17+3也比4+4大很多，改善了很多，但是3比4小，乙沒有改善，利益反而受損，所以站在乙的立場，（17，3）沒有原來的（4，4）那麼好。如果合作的結果如此，那麼，乙一定不願合作。可見，帕累托改善是一種各方都認同的改善，不是要求任何一方作出犧牲的改善。
“帕累托效率”很有現實意義，也是目前經濟學家比較關注的問題。
人們比較一致的看法是，一直到前幾年為止，中國的改革進程大致上是一種帕累托改善的過程。雖然有一小部分人發了大財，社會不平等程度在增加，但是廣大人民的收入也多多少少增加了，生活基本上都在改善。因為大家都在改革中多多少少獲得了利益，所以盡管社會上也有一些不滿情緒和不平衡心態，盡管對某些改革中出現的現象眾說不一，但是人們對改革的必要性和成果還是公認的。
可是隨著改革的深入，似乎越來越多的人懷念起過去的大鍋飯來，這固然可以用“好了傷疤忘了疼”來解釋，但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改革帶來的帕累托改善似乎正在被帕累托效率代替。
例如目前的國企改革問題。國企效益不好，既有責權不分、經營不善的原因，也是因為計劃經濟下國有經濟一直承擔著“企業辦社會”的重任。企業辦社會，就一定會損失效率，兼辦社會的國有經濟，擔負著為改革開放提供安全網的作用。國有經濟不僅承擔了國家財政收入的絕大部分，而且是億萬職工生計的保證。當私有企業、外資企業等“體製外”經濟輕裝上陣蓬勃發展的時候，國有經濟承擔了國家和政府的許多社會責任。
現在，很多“國企”已經在市場競爭中處於劣勢，“辦社會”更是難以為繼。一方麵是工人下崗失業，另一方麵，社會保障製度又剛剛起步，無法承擔大任。這就造成了盡管社會經濟不斷發展，同時有些人的生活水平卻在下降的“帕累托效率”。
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審時度勢進行改革，多種渠道化解社會困難，把帕累托效率的負麵效應控製在最小的範圍，是今後幾年關係中國未來發展走向的關鍵。
“好人好報”
前麵我們講過帕累托效率的概念：如果資源已經被充分利用，要想再改善某些人的處境就必須損害其他人的利益了，就說這個經濟已經實現了帕累托效率，或者說已經達到了帕累托最優。博弈論說明，非合作博弈的結局常常不是帕累托最優的。這種情況的博弈雖然隻有兩個局中人，但是它的結局其實就是“三個和尚沒水喝”的結局。事實上，三個和尚沒水喝的局麵是可以作帕累托改善的：設想有人協調一下，安排一個輪流挑水或抬水的製度，三個和尚的處境都會得到改善。
如果用“帕累托改善”來看社會公德（這也是一種“公共資源”）建設，我們會發現一些值得深思的問題。
做好事該不該要報償？在我們的印象裏，傳統文化是恥於談錢的，一個行善的人，就是品德高尚的人，這樣的人就應該是重義輕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