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石頭爸爸媽媽經曆過的年代更荒謬些。他們受製於嚴密的行政體製（你沒有選擇工作與居所的權利），沒有人在乎兩地分居想兒盼夫的苦辛（“你二十五歲就結婚了，好多人在你這個年齡還沒著落”），要碰運氣地等待一紙調函，可即使中了彩，這邊要人，那邊也同意放人，過程仍然是曆經磨折，隆昌、富順八十多裏路來回跑，最後一關，卻發現“領導們不知跑到哪兒去了，所幸的是學校公章在教美術的胡老師手裏。可是胡老師也回自貢巿鄉下的家，家在哪裏呢，說隻有回自貢巿區的王主任知道”。
但總算有了盼頭，神奇的事有了神奇的解決：
第三天一早明熙出發去自貢順利找到王主任問好了胡老師所在地，隻知一個小地名，虧得明熙問路找到大方向徑直前往，湊巧的是那位老師出門趕集，竟在路上遇見了（他們過去是認識的）。胡老師不是領導卻管著公章，明熙自己為隆昌二中寫了同意我調動的信件，胡老師在上麵蓋章，同時在我的申請函上簽署同意並蓋章，明熙如獲至寶趕回富順。
看到此處，我不禁要慶幸那時的中國還是熟人社會，不然一無地址，二無電話，跨縣市找人豈非大海撈針？寫到此處，仍不免是個人或家庭的小悲歡，更有意思的是後麵一段：
這天下午看見李征和餘策彰二位老校長，我抑製不住內心歡喜把調令給他們看，我以為他們很高興，沒想李校長說你不要走我們想法把你愛人調過來。我一下眼淚奪眶而出，你們幫忙，你們在位時沒有做到，現在權力都沒有怎麼可能呢？但我相信忠厚的李征校長說的是真心話。有意思的是管公章的人有權力，而我的調動是由一個普通的美術教師和一個下台的法院院長決定的。因為他們手裏有公章，即官印。
調動是以喜劇收場的。石頭家終於團圓。但這篇記錄的意義並不因此而減弱半分。正因為它是如此平凡、個體甚至渺小，它更代表著發生在千家萬戶的悲喜。為了從權力的桎梏中擠出一點空隙，為了增加一點選擇的自由，離合家的幸福再近一點，中國人需要付出多少的耐煩，積攢多久的人品，等待多大的運氣？
作為敘事者，石頭媽媽表現出了那一代人罕見的自製，沒有任何的評論與引申，把思考的空間留給讀者。《天曉得》十七篇文字，都是這樣的寫法。這種寫法，反而擴大了個人史的公共性，即使是異地異代的讀者，也能從文本中收獲自己的感慨。
《天曉得》與《荷爾蒙》是一家三代人的生活記錄，兩個文本之間的映照與致意，也常常讓人忍俊不禁。石頭媽媽用一篇《與荷爾蒙無關》顛覆了石頭的命名——如果“荷爾蒙”真是醫學意義上的解釋。
而按我的疏解，“荷爾蒙”可以解釋為“（父母）負荷著你（指兒子）人生啟蒙的責任”，這樣比較符合全書的主旨，我以為。像石頭寫的那則《告訴兒子的事》題記：
真正能促使你理解個體差異，
是你一手調教的子女也和你意見不一致而無能為力。
知識之外的教育可靠性都不高，
順其自然，各有各命。
作為父母，學會放棄。
另有一則說到石頭不喜歡敢爺的某個朋友，但糾結於該不該告訴敢爺。他不僅僅是怕敢爺不高興，更是不願意過多幹涉兒子的生活。可是不說，似乎又背離了將自以為正確的價值觀灌輸給兒子的責任？在中國的家庭教育環境中，這是一份可貴的糾結，因為我們看到過太多替兒女做主的父母，太多強加一己好惡於後代的父母。
與兒子的交流，要告訴兒子的事，並不止於幽默與戲謔，趣味與調侃，同樣有催人淚下的艱難往事，像這一則：
逗的哥哥在珠海開了間廣告公司，逗投奔之。
逗什麼事情都幹，給公司員工訂飯、校對、出片、快遞、盯印刷廠。
甚至，催款。
有一個生產八寶粥的客戶欠了很久的錢，要不回來。
逗就到那客戶家裏去催。
逗從下午兩點坐到晚上八點，一動不動，連廁所都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