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食貨誌下》說到王莽改革幣製所發行的貝幣：
元龜岠冉長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為大貝十朋。公龜九寸，直五百，為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為幺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為小貝十朋。是為龜寶四品。
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五十。幺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為朋，率枚直錢三。是為貝貨五品。
據孟康的解釋，“冉，龜甲緣也。岠，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又臣瓚曰：“元，大也。”也就是說，所謂“元龜岠冉長尺二寸”，是指大龜龜背的尺寸為一尺二寸。顏師古注引蘇林的說法：“兩貝為朋。朋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二千一百六十也。”王莽是以盲目複古著稱的帝王，據說往往“偽稽黃、虞，繆稱典文”，事事都要在聖王事跡和儒學經典中尋求根據，其政治文化立場表現出托古的傾向，即《漢書·王莽傳中》所謂“追監前代，爰綱爰紀”“專念稽古之事”。不過，複製貝幣的舉動，卻並不是完全基於複古的個人妄想。在漢代社會文化史的資料中，可以看到對貝幣製度的清晰回憶。
例如，《易林》卷一三《鼎·蠱》說：
商人行旅，資無所有，貪貝逐利，留連王市，□轅內安，公子何咎。
又如卷一五《節·渙》：
伯仲叔季，日暮寢醉，醉醒失明，喪其貝囊，臥拜道旁。
也說到“貝囊”的應用。
貝的通行，在相當晚近的時代，在邊遠地區依然保留有若幹遺跡。明代學者王士性在《廣誌繹》一書中介紹“西南諸省”地理文化時，曾經寫道：“（雲南）貿易用貝，俗謂貝以一為莊，四莊為手，四手為苗，五苗為索，蓋八十貝也。”明人劉文征《滇誌》卷三《地理誌第一之三·風俗》也說，“交易用貝，一枚曰莊，四莊曰手，四手曰苗，五苗曰索。”又推測說：“秦滅六國，惟楚公子莊□王滇，故楚獨存，秦雖使常頞於滇中略五尺道，然未嚐屬秦。故貨貝之在南中獨不變者，豈秦法未嚐入滇耶？於此亦可以考世矣。”通過貨幣即“錢”的形式而“考世”，正是我們認為有意義的通過“錢”史考察社會史、文化史、民俗史的研究方向。
有的學者曾經指出，“上古以物易物，以貝為貨幣，故現代通行之字，如財、貨、買、賣、賃、貸、賄、賂……凡與財物有關者，多從貝。”事實上，與貝幣存在曆史淵源關係的從“貝”的字，還有許多，例如：貢，責，賬，質，販，貪，貧，貶，購，貯，貫，賤，貰，貴，貿，費，賀，貽，賊，贄，資，贓，賚，賒，賦，賭，贖，賞，賜，賙，賠，賴，賽，贗，贈，贍等等。其中有些是可以集中反映社會生活中的人際關係、等級區別以及其他種種文化現象的。而許多從貝的字又與重要的民俗現象有關，如“責”，如“質”，如“貪”，如“贄”，如“賒”，如“賭”，如“賴”，如“賽”，如“贈”，如“贍”等等。
至於有的具有特定社會文化含義的字，如“賢”，為什麼從“貝”，今人已經難以理解。然而如果能夠探求其本來的關係，顯然是有意義的。
《說文·貝部》：“賢，多財也。”許多刻本寫作“多才”。段玉裁解釋說，“賢”本來的意義是“多財”，引申之義，凡“多”都稱“賢”。用來稱人“賢能”，正取其引申之義而廢其本義矣。
也許，讚美人有德行有才能的“賢”字的字源，也可能和《管子·牧民》“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的觀念有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