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與社會生活有密切的關係，這是不需要特別說明的。許多曆史學者在討論中國社會生活時，都注重對於錢的考察。
例如，“貝”的使用，在社會史上曾經留下了深刻的印跡。《易經》中的《震》寫道：“億喪貝。”王弼解釋說：“貝，資貨糧用之屬也。”《史記·平準書》：“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雲。”
郭沫若在討論“貝”的使用價值時，除了經濟史的考察之外，又涉及民俗史的考察。他寫道：
貝在周初本來是一種原始的貨幣，所用的是海貝，學名為貨貝，殷商民族的疆域離海尚遠，可知貝的使用是起源於濱海民族。起初不是用為貨幣，而是用為裝飾品。《說文》貝部有賏字雲，“頸飾也，從二貝”；又女部嬰字注雲，“頸飾也，從女賏，賏其連也”；這就是以貝為裝飾品的明證。貝的裝飾品輸入殷周在初應該是由於實物交易或者擄掠。交易或擄掠所得的貝朋，在初亦用以為裝飾，繼後始作為等價物之貨幣而使用。
朋就是貝的連係。古人有五貝為朋，或二朋為貝之說，近時王國維主張十貝為朋。數雖不能確知，要係貝之連係。這在朋字的古文表示得很鮮明。
郭沫若指出，“朋”字字形在卜辭及金文中均作“以二係之貝連為一串，呈左右對稱之形狀”，卜辭更有連結其下者，“這便是頸環的象形”。郭沫若說，“前人釋為‘孫荷貝二貫’或‘子荷貝一朋’的，其實即是一人在頸上著貝環之形。可知貝在殷代尚未真實地成為貨幣。殷彝中錫朋之數，至多者不過十朋，此與周彝中動輒有二十朋，三十朋，五十朋的判然有別；與《詩·菁菁者我》之‘錫我百朋’，《穆天子傳》之‘載貝萬朋’，不消說更相隔天淵了。”他於是認為：
故殷彝中的錫朋，在我看來，是在賞賜頸環，不是在賞賜貨幣。
郭沫若指出“貝”作為貨幣之前，曾經在社會生活中發揮其他方麵的重要作用，是值得重視的。通過他的分析，我們可以認識錢在經濟流通領域之外的社會史意義。而“貝朋”之初用，竟然與民俗現象有密切的關係。
他還認為，“中國的貨幣字樣多從貝，這顯然是由漁獵民族提供出來的東西，而物品字樣則從牛，物件的提供者可知是牧畜民族。”“由貝所製之物有朋。朋乃古人的頸飾。”“貝朋在初為物尚少，僅用以作頸飾，入後始化為一般之貨幣單位。其事當在殷、周之間。”郭沫若還提請人們注意羅振玉《古器物圖錄》中有真貝一，石貝一，其論述又說到“於磁州得骨製之貝”，羅氏推斷：“初蓋用天生之貝，嗣以其貝難得，故以珧製之。又後則以骨，又後鑄以銅。世所謂蟻鼻錢之又銅幣中之尤晚者也。”郭沫若指出，這是一段極重要的文字，為談中國古代社會史若經濟史者所不可不知。郭沫若還說道：“貝朋之貝，由圖錄及實物觀察，實為海貝，此決非黃河流域中部所能產，雖其初必有用為頸飾之一階段，然其來源則必出於濱海民族之交易或搶劫。”
李學勤先生曾經指出，“中國最早的貨幣，根據考古材料可確定的是貝。商周墓葬中曾發現沒有文字的銅貝或銀貝，是否當時實用的貨幣，目前尚無定論。”王玉哲先生在總結商代貨幣史時寫道，“隨著商品交換的發展，貝在商代後期或已從單純體現使用價值的裝飾品，逐漸變成交換的媒介物，以貨幣的角色出現於商業舞台。但地下考古和卜辭中所反映的貝的數量都不大，不像流通的貨幣。郭寶鈞先生說過：‘這樣微小的數量，若分配到十萬人的大都市，還不足夠社會的收藏，如何能敷市麵的流通，作交換媒介之用？’這種懷疑是有道理的。最穩妥的說法應當是：商代晚期海貝已有兩種功用：一是作為貴重的裝飾品；一是作為交換的媒介物貨幣。貝的這兩種職能同時並行。”也就是說，直到文明發展得相當輝煌的時代，早期貨幣依然保留有兼作“貴重的裝飾品”的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