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還剩著困難的問題：書店是不能不陸續印行新書和雜誌的，所以還是永遠有陸續被扣留，查禁，甚而至於封門的危險。這危險，首先於店主有虧，那就當然要有補救的辦法。不多久，出版界就有了一種風聞--真隻是一種隱約的風聞--不知道何月何日，黨官，店主和他的編輯，開了一個會議，討論善後的方法。著重的是在新的書籍雜誌出版，要怎樣才可以免於禁止。聽說這時就有一位雜誌編輯先生某甲（9），獻議先將原稿送給官廳，待到經過檢查，得了許可，這才付印。文字固然決不會"反動"了，而店主的血本也得保全，真所謂公私兼利。別的編輯們好像也無人反對，這提議完全通過了。散出的時候，某甲之友也是編輯先生的某乙，很感動的向或一書店代表道："他犧牲了個人，總算保全了一種雜誌！""他"者，某甲先生也；推某乙先生的意思，大約是以為這種獻策，頗於名譽有些損害的。其實這不過是神經衰弱的憂慮。即使沒有某甲先生的獻策，檢查書報是總要實行的，不過用了別一種緣由來開始，況且這獻策在當時，人們不敢縱談，報章不敢記載，大家都認某甲先生為功臣，於是也就是虎須，誰也不敢捋。所以至多不過交頭接耳，局外人知道的就很少，--於名譽無關。
總而言之，不知何年何月，"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到底在上海出現了，於是每本出版物上，就有了一行"中宣會圖書雜誌審委會審查證。。。。。。字第。。。。。。號"字樣，說明著該抽去的已經抽去，該刪改的已經刪改，並且保證著發賣的安全--不過也並不完全有效，例如我那《二心集》被刪剩的東西，書店改名《拾零集》（10），是經過檢查的，但在杭州仍被沒收。這種亂七八遭，自然是普通現象，並不足怪，但我想，也許是還帶著一點私仇，因為杭州省黨部的有力人物，久已是複旦大學畢業生許紹棣（11）老爺之流，而當《語絲》登載攻擊複旦大學的來函時，我正是編輯，開罪不少。為了自由大同盟而呈請中央通緝"墮落文人魯迅"，也是浙江省黨部發起的，但至今還沒有呈請發掘祖墳，總算黨恩高厚。
至於審查員，我疑心很有些"文學家"，倘不，就不能做得這麼令人佩服。自然，有時也刪禁得令人莫名其妙，我以為這大概是在示威，示威的脾氣，是雖是文學家也很難脫體的，而且這也不算是惡德。還有一個原因，則恐怕是在飯碗。要吃飯也決不能算是惡德，但吃飯，審查的文學家和被審查的文學家卻一樣的艱難，他們也有競爭者，在看漏洞，一不小心便會被搶去了飯碗，所以必須常常有成績，就是不斷的禁，刪，禁，刪，第三個禁，刪。我初到上海的時候，曾經看見一個西洋人從旅館裏出來，幾輛洋車便向他飛奔而去，他坐了一輛，走了。這時忽然來了一位巡捕，便向拉不到客的車夫的頭上敲了一棒，撕下他車上的照會。我知道這是車夫犯了罪的意思，然而不明白為什麼拉不到客就犯了罪，因為西洋人隻有一個，當然隻能坐一輛，他也並沒有爭。後來幸蒙一位老上海告訴我，說巡捕是每月總得捉多少犯人的，要不然，就算他懶惰，於飯碗頗有礙。真犯罪的不易得，就隻好這麼創作了。我以為審查官的有時審得古裏古怪，總要在稿子上打幾條紅杠子，恐怕也是這緣故。倘使真的這樣，那麼，他們雖然一定要把我的"契訶夫選集"（12）做成"殘山剩水"，我也還是諒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