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我自己想：隻要是地位，尤其是利害一不相同，則兩國之間不消說，就是同國的人們之間，也不容易互相了解的。
例如罷，中國向西洋派遣過許多留學生，其中有一位先生，好像也並不怎樣喜歡研究西洋，於是提出了關於中國文學的什麼論文，使那邊的學者大吃一驚，得了博士的學位，回來了。然而因為在外國研究得太長久，忘記了中國的事情，回國之後，就隻好來教授西洋文學。他一看見本國裏乞丐之多，非常詫異，慨歎道：他們為什麼不去研究學問，卻自甘墮落的呢？所以下等人實在是無可救藥的。
不過這是極端的例子。倘使長久的生活於一地方，接觸著這地方的人民，尤其是接觸，感得了那精神，認真的想一想，那麼，對於那國度，恐怕也未必不能了解罷。
著者是二十年以上，生活於中國，到各處去旅行，接觸了各階級的人們的，所以來寫這樣的漫文，我以為實在是適當的人物。事實勝於雄辯，這些漫文，不是的確放著一種異彩嗎？自己也常常去聽漫談，其實負有捧場的權利和義務的，但因為已是很久的"老朋友"了，所以也想添幾句壞話在這裏。其一，是有多說中國的優點的傾向，這是和我的意見相反的，不過著者那一麵，也自有他的意見，所以沒有法子想。還有一點，是並非壞話也說不定的，就是讀起那漫文來，往往頗有令人覺得"原來如此"的處所，而這令人覺得"原來如此"的處所，歸根結蒂，也還是結論。幸而卷末沒有明記著"第幾章：結論"，所以仍不失為漫談，總算還好的。
然而即使力說是漫談，著者的用心，還是在將中國的一部分的真相，紹介給日本的讀者的。但是，在現在，總依然是因了各種的讀者，那結果也不一樣罷。這是沒有法子的事。據我看來，日本和中國的人們之間，是一定會有互相了解的時候的。新近的報章上，雖然又在竭力的說著"親善"呀，"提攜"呀（4），到得明年，也不知道又將說些什麼話，但總而言之，現在卻不是這時候。
倒不如看看漫文，還要有意思一點罷。
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魯迅記於上海。
注釋：（1）本篇最初印入《活中國的姿態》。
《活中國的姿態》，日本內山完造著，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東京學藝書院出版；有尤炳圻的中文譯本，書名改為《一個日本人的中國觀》，一九三六年八月開明書店出版。本篇原以日文寫成，由作者自譯為中文，參看本書《後記》。
內山完造（1885-1959）日本人。一九一三年來華，先經營藥品，後在上海開設內山書店，經售日文書籍。一九二七年十月與魯迅結識後常有交往，一九四五年回國。
（2）《支那人氣質》長期旅居中國的美國傳教士斯密斯（ＡＨＳMｉｔｈ，1845-1932）著，日本有愛江保譯本，一八九六年東京博文館出版。參看《華蓋集續編馬上支日記（七月二日）》。
（3）指日本安岡秀夫著《從小說看來的支那民族性》（一九二六年四月東京聚芳閣出版）一書中對中國人的隨意誣蔑。該書《耽享樂而淫風熾盛》一篇中甚至說："彼國人的嗜筍。。。。。。也許是因為那挺然翹然的姿勢，引起想像來的罷。"參看《華蓋集續編馬上支日記（七月二日、四日）》。
（4）"親善"、"提攜"一九三五年一月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在議會發表"中日親善"、"經濟提攜"的演說，以欺騙中日人民，蔣介石即就此發表談話："此次日本廣田外相在其議會所發表對我國之演詞，吾人認為亦具誠意，吾國朝野對此當有深刻之認識。。。。。。製裁一切衝動及反日行為。"在這以前，一九三四年五月間日本公使有吉明已經與黃郛在上海進行"中日親善"談判；六月間有吉明又到南京見汪精衛，商談"中日提攜"問題。
《中國小說史略》日本譯本序聽到了拙著《中國小說史略》的日本譯《支那小說史》已經到了出版的機運，非常之高興，但因此又感到自己的衰退了。
回憶起來，大約四五年前罷，增田涉（2）君幾乎每天到寓齋來商量這一本書，有時也縱談當時文壇的情形，很為愉快。那時候，我是還有這樣的餘暇，而且也有再加研究的野心的。但光陰如駛，近來卻連一妻一子，也將為累，至於收集書籍之類，更成為身外的長物了。改訂《小說史略》的機緣，恐怕也未必有。所以恰如準備輟筆的老人，見了自己的全集的印成而高興一樣，我也因而高興的罷。
然而，積習好像也還是難忘的。關於小說史的事情，有時也還加以注意，說起較大的事來，則有今年已成故人的馬廉（3）教授，於去年翻印了"清平山堂"殘本，使宋人話本的材料更加豐富；鄭振鐸（4）教授又證明了《西遊記》中的《西遊記》是吳承恩《西遊記》的摘錄，而並非祖本，這是可以訂正拙著第十六篇的所說的，那精確的論文，就收錄在《痀僂集》裏。還有一件，是《金瓶梅詞話》被發見於北平（5），為通行至今的同書的祖本，文章雖比現行本粗率，對話卻全用山東的方言所寫，確切的證明了這決非江蘇人王世貞所作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