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傑西·鮑爾·杜邦在特拉華被安葬在他丈夫的鄰穴時，成千上萬人也聚集在南邊千裏以外的佛羅裏達州舉行哀悼。在佛羅裏達州最繁忙的傑克遜維爾港，下了半旗為這位杜邦家庭的女王致哀，佛羅裏達州不僅失去了擁有億萬財產的首富，而且也失去了該州的最主要的慈善家。
1936年9月，傑西建立了杜邦財團從事慈善事業的機構尼莫爾基金。1937年3月，全國主要醫院管理人中的8人在文平森林莊園會晤商定了艾爾弗雷德·杜邦殘廢兒童醫療研究的指導方針。兩年後，一所3層樓的醫院在離威爾明頓不遠的尼莫示莊園中的22英畝空地上破土動工了，從此該院馳名於世界。到1963年為止，這所醫院為殘廢兒童免費治療各種病例達50萬人次。
辦這所醫院是傑西的主要活動。這一活動，與她把5500萬美元贈給學院、大學以及像斯特羅姆、瑟蒙德基金會一樣，都表明了杜邦財團慈善的一麵。
對於各種慈善事業的資助，杜邦家族是頗為講究的。他們不得不如此。19世紀以來100多年裏他們積累了巨額的家族財富，也積起了一連串的罵名。有人說杜邦可能是美國人最痛恨的名字。戰爭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卻給杜邦帶來了數不清的財富。
一個企業沒有一個良好的形象，很難想象它能繼續發展下去。尤其像杜邦這樣的與“鼓勵暴力死亡”相聯係的企業，如果不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即使它改頭換麵建立杜邦工業帝國，它也很難在用良心與金錢交合的世間找到自己的位置。
杜邦家族的臭名昭著可從下麵這個真實的故事中，略見一斑。有一次，小伊雷內·杜邦在紐約讓一個水手和他的女友搭他的車子。“請問你叫什麼名字？”水手下車時友善地問道。
“杜邦。”伊雷內微笑地回答。馬上，水手沉下了臉：“是特拉華的杜邦嗎？”伊雷內點了點頭。“早知如此，”水手憤慨地說：“我無論如何也不會搭你的車。”
小伊雷內·杜邦的慷慨卻招來了敵意和輕視，然而他無話可說，他心裏明白這究竟為什麼。
為了重新塑造杜邦的良好形象，杜邦家族采用了他們所能想到的一切辦法。布雷曼·杜邦一上任就改變了一貫態度，設法利用各種報社為公司利益服務。這次政策的改變來源於他“分類”的宣傳思想。這個術語是他多年來對公司形象設計進行思考的結果。
根據這一思想，杜邦的宣傳對象主要有三種：一是雇員、顧客、股東、供應廠商、企業協會、工廠所在的城鎮；二是作家、新聞廣播電視工作人員、大學知識分子；三是政府官員。以上這些人員或多或少都對杜邦有所了解，再集中在他們身上大做宣傳，那麼根據布雷曼的估計，由杜邦公司通常廣泛發布的消息所引起的“公眾”效應的微波就會變成巨浪。
1952年，當政府指控杜邦家族中的一些父母唆使其子女通過信托基金策劃控股公司時，布雷曼抓住這個機會，刊出一張阿莉塔·杜邦和布雷曼坐在圍欄裏的照片，並加標題——《年齡8個月的冷酷無情的同謀犯》。這張照片使政府的指控顯得荒誕無稽，幾乎全國所有的報紙都刊登了這幅照片。一個月後，布雷曼向杜邦公司資方彙報：“看來，可以說這張照片已經刊登在了1200多家美國報紙上了……在收到的376份剪報中，隻有兩份除外，其餘有利於杜邦。”
杜邦公司的無線電和電視試播節目“美國紀實”也給杜邦以慷慨的回報。多年來，通過阿瑟·密勒、斯蒂芬、文森特·貝尼特這類優秀作家所寫的獲獎喜劇的渲染，杜邦公司的形象已經有了變化。1937年，心理研究公司曾經向杜邦家族彙報過調查情況。在受到詢問的1萬名對象中，對杜邦公司抱有好感的僅占6％，而占80％以上的人對於軍火製造商杜邦明顯地懷有興趣。經過20多年的精心設計，死亡販賣商的形象明顯已經被淡忘，代之而起的是笑容可掬的化學家、工業家。1958年，心理研究公司發現，調查對象中有79％讚許杜邦公司，而漠不關心的人不到3％。杜邦家族心滿意足，就在那一年，他們結束了每年一度的心理調查。
皮埃爾還在杜邦家族開創了一個良好的傳統，積極向教育界捐款，杜邦家族成立了專門的家族基金會向美國經濟特權階層的教育事業提供捐款。
僅在1966年一年內，小伊雷內·杜邦就向賓夕法尼亞州的公立學校捐贈了50萬美元，向布林·馬爾學校捐贈了30萬美元，向特拉華的航空學院捐贈了9．4萬美元。在特拉華，杜邦家族也向特拉華工學院捐款。當然，杜邦的人給學校捐款的目的隻有一個，那就是在孩子們的心裏從小就形成杜邦是友善的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