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廉署拘傳謝霆鋒，主要是獲得他的口供。
後來，媒體公布了這份據說是現場記錄下的供詞，主持訊問的警員名叫林健明，謝霆鋒主動承認說：“其實駕車是我的，是我撞的，但沒撞到人，隻是撞到欄。我覺得沒事，所以我之後打電話給我助手阿定，叫他幫我拖走那輛車。因為我還要趕往飛機場搭飛機去泰國，撞車之後，根本就無任何差人（警察）在場，我也沒給過任何人利益給差人。”
林健明問：“當時撞車的時候，是誰開的車？”
謝霆鋒答：“我開的。”
林健明再問：“有沒有其它人在車裏？”
謝霆鋒：“隻有我一個人。”
這次訊問持續21分鍾之後，楊受成帶著律師以及英皇高層相關人士趕到，著名律師清洪也受雇介入這一案件。律師到場後，訊問中止。按照相關法律規定，律師要求和謝霆鋒單獨談話，他們在隔壁房間交談26分鍾後，謝霆鋒不再繼續給廉署留口供，也不願在已經提供的供詞上簽字。
據說，被拘留期間，謝霆鋒被安置在廉署羈留室內休息。羈留室的設備異常簡陋，裏麵僅僅隻有私人洗手間、浴室以及睡床，與謝霆鋒自己的臥室，自然是千差萬別。飲食方麵，自然也不可能有額外照顧，隻能通過相關服務人員向廉署的食堂叫外賣。廉署食堂通常提供的食物都是盒飯，並且會附上一杯咖啡。
這種例行供應，使得廉署的咖啡聞名全港，從而形成了一個固定名詞，任何人被廉署請去，媒體不提羈押或者逮捕，隻說被廉署請去“飲咖啡”。
第二天繼續訊問時，謝霆鋒的父親以及母親也都到場。
被留署36小時後，謝霆鋒被允許取保候審。4月13日下午2時許，早已得到消息的媒體等在廉署門前，當時，他麵對記者，一言不發。回到家時，發現門外早已有很多記者在守候。他一度想從後門離去，但記者們窮追不舍，他隻好又回到舊山頂路的寓所。其後，謝霆鋒父子在家中和數名律師長談數小時，律師離去時，被記者圍住，但是，不曾得到任何消息。
英皇以及張柏芝的律師，分別就此事發表聲明。英皇的聲明稱，謝霆鋒是前往廉政公署協助調查一宗交通意外事件，英皇集團已經安排律師提供專業協助，謝霆鋒因為表現合作，相信事情將會盡快解決。張柏芝的律師則代表她聲明說，張柏芝是被邀往廉政公署協助調查，她會盡市民責任，協助廉政公署調查。
事後，謝霆鋒接受自己能信得過的香港某周刊獨家采訪，首次談到自己被廉署拘留期間的心情。他說，當時自己並沒有受驚，隻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感覺。身處廉署的一間拘留室內，他感覺思緒十分迷惘，印象最深刻的是拘留室有3個窗口。他說，最左邊的一個可以望見他的家，當時很難過，為何自己會坐在這裏望自己的家呢？後來，自己的家人來了，父親滿麵笑容地安慰他，對他有很大的安慰。在拘留室停留了兩個晚上，謝霆鋒說，他常常有一種“冷”的感覺，長夜漫漫，沒有胃口吃東西，而且中途他的哮喘病還發作了。他坦言，當時第一次體會到失去自由的感覺，那種感覺是真的好特別。他第一次知道，自由是一種什麼東西，自由是何其寶貴，他真的好想立即就獲得那以前覺得微不足道的自由，好想快一點見到自己想見的人，並且珍惜自己所擁有的一切。
4月23日，司機成國定接受調查時，改變了最初自首時的說詞，他向警方提供說，事發當時，淩晨5時55分，他在深水灣寓所收到謝霆鋒打來的電話，告之自己的汽車出事。成國定稍稍了解之後，得知當場並沒有警員，便對謝霆鋒說，你現在離開，一切由我來處理。隨後，成國定搭乘出租車趕往灣仔東方188商場的停車場，取回停在那裏的公司麵包車，約6時30分趕到出事現場，當時已經有數名警員在場。由他出麵同警員交涉，雙方達成協議，由他出麵頂罪，並且和警員合作錄下假口供。到達警署後，警員曾要求進行酒精測試，但成國定表示，他當晚飲過酒，一定無法通過測試，警員隻是將儀器在他麵前象征性地晃了一下，便指著上麵的零說，沒問題，測試通過。這番證詞，將處理事故的警員和謝霆鋒推到了非常嚴重的程度。如果法庭認定他的證詞屬實，則表示，謝霆鋒肇事逃逸並且請人頂包罪成立。如果再能證明謝霆鋒指使成國定行賄警員的話，罪行就更重了。
成國定在承認自己的罪行時，已經同意擔任控方的汙點證人。但在後來的聆訊中，成國定所提供的證詞，出現了前後不一。接受控方律師盤問時，成國定說，當晚，他接到謝霆鋒的電話後，立即讓謝霆鋒離開現場，他自己駕車趕到。現場已經有好幾名軍裝警員，成國定向其中一名警員表示謝霆鋒已經走了，自己願意頂罪。那名警員劉誌偉問成國定：“你身上有沒有錄音機？”成國定表示沒有。劉誌偉檢查現場後又問成國定：“你不會把謝霆鋒交出來？”成國定肯定地說不會。於是，劉誌偉將他帶回警署錄口供。成國定還提供說，錄完口供，從警署出來，他立即給謝霆鋒打過電話，告訴他，事情已辦妥。其後，成定國曾親自前往謝家見謝霆鋒，原因是警署要求提供車主的身份證明文件。謝霆鋒由泰國返港後，他帶著相關證明書找到謝霆鋒，要求他在文件上簽名並且蓋上車主“謝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肇事車由謝賢以及兒子謝霆鋒共同執牌的公司持有）的印鑒”。當時，謝霆鋒隻顧著打遊戲機，根本沒時間理會這件事，所以，成國定自己蓋上了印章，並且由謝霆鋒的助手周柱輝代為簽名。
正因為成國定的證詞前後不一，所以在被法庭判定劉誌偉罪名成立，並且服完刑之後，劉誌偉不服判決，再次上訴，法庭撤銷對他的判決。當然，這是後話。
如果僅僅隻是撞壞路邊的護欄，那麼，這是一起很普通的交通肇事案，當事人或許會受到相應的經濟處罰以及在駕駛證件上留下記錄，不會有太大影響。如果肇事人事後逃逸，因為沒有造成更大的後果，案情也不會上升到刑事程度。但是，肇事後逃逸，再找人來頂包，案情便複雜了，涉嫌妨礙司法公正，已經上升到了刑事罪。而成定國所提供的證詞中，又有現場警員明知肇事者是謝霆鋒，卻允許成定國頂包一節，則使得案情進一步複雜化，因而涉嫌行賄警員，以及合謀串案。如果最終罪名成立，謝霆鋒將因此負上刑事責任。
從此時開始，謝霆鋒陷入了他有生以來最嚴峻的一場危機，他的事業，也陷入了從未有過的低穀。這一事件，對於謝霆鋒原本是當頭棒喝，但從後來幾個月時間裏他的所作所為來看，他似乎並未引以為戒，反而是我行我素，更像是執迷不悟。從廉署傳召羈押36小時至此案正式開庭審理，其間有接近半年時間，在這半年裏，謝霆鋒一直都是媒體追蹤的對象，而每次，他也一如既往地和媒體展開貓捉老鼠的遊戲，每次都是險象環生。7月更是再次發生撞車事件。
事發後，有媒體載文稱他“死性不改”，他自己甚至他身邊的人，更是將責任往媒體身上推。他母親狄波拉在一次接受《明報周刊》采訪時說，自從兒子3月發生車禍涉嫌找人頂罪、亡命飛車以及被捕等事件之後，她便嚴重睡眠不足，時時為兒子擔心，幾乎精神崩潰。
她形容自己這半年多的日子，簡直是被嚇瘋了。她說，有幾次，她明明跟兒子在一起吃飯，電話突然響起，她會立即哭起來，問周圍的人：“我的兒子呢？他是否發生了什麼事？”但事實上，謝霆鋒好好地坐在她身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