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給毛主席治喪持續了九天，我們池家莊子也持續了九天。我們一天三次磕頭，三次燒紙，紙灰鋪滿了大隊部院子，把我們每個人的膝頭都染成了黑的。直到九月十八號北京給毛主席召開了隆重的追悼大會，我們知道這是給毛主席出殯了，於是才停止了磕頭燒紙，才把靈棚拆了，才摘下了袖箍與胸花。
再以後，我們聽到中央傳達了毛主席的臨終囑咐：“按既定方針辦”，又聽說毛主席對華國鋒講過：“你辦事，我放心”，身為老百姓的我們也就放心了。
但地震仍然在威脅著我們。池長耐幾次在社員大會上講，他去公社開會，上級要求在英明領袖華國鋒主席的領導下，一方麵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一方麵提高警惕，隨時防備地震發生。他說，眼下天氣涼快了，大家一般不到麥場上攀夜了，在這種情況下，更不要麻痹鬆懈，一定要把防震抗震的弦繃得緊緊的。特別是夜間，誰也不準在屋裏睡覺，一定都到防震棚裏。
但奇怪的是，池長耐在會上講防震講得厲害，可是對我這個地震測報宣傳員卻沒做單獨的敦促。在這時候，我已經重新振作，又認真履行起自己的職責了，每天都仔細做好幾項觀測，每天都向池長耐彙報一次。因為蘿卜花的緣故，我不願再去他家，一般都是到大隊部找他。然而我發現，在我彙報的時候，他卻聽得心不在焉甚至厭煩。有一次還沒等我開口，他竟揮著手對我道：“行啦行啦，沒有事就不用一天一找我啦！”
池長耐的態度讓我滿腹狐疑。我想，這是怎麼啦？是記恨我姐夫的那次冒犯？還是發現了我和蘿卜花的私通？如果是前者，那池長耐便是小肚雞腸；如果是後者，那我就死定了。
我最擔心的是後者。但想來想去，覺得這種可能性不大。如果池長耐真地發現了我跟他老婆有了事，他決不會僅僅表現出冷淡和厭煩，軒然大波早就攪起來了，他會馬上要了我這條小命。別看他平時亂搞女人不把蘿卜花當一回事，可自己的老婆真叫別人睡了，他起碼會覺得個人的權威受到了挑戰，會施行嚴厲報複的。
排除了後者，那便是因為我姐夫的原因了。想一想當時的情景，也真是夠池長耐難堪的，他大概自從當幹部以來還沒挨過任何人的拳頭。但話又說回來，他的的確確把我姐睡了，我姐夫捅他兩拳也情有可原。
現在的問題是，我姐夫把婁子捅下了，我用什麼辦法來彌補呢？我不能眼看著我和池長耐的關係這樣冷下去，這將對我的前途十分不利。讓我姐姐回來一趟，問問池長耐到底是什麼原因？可我姐姐自己回不來，因為我姐夫很可能又會跟來。去給池長耐送禮？可我家又實實在在拿不出像樣的禮品，更拿不出錢來。
我自己遲疑不決，便想把這事說給爹娘聽聽，讓他們拿一拿主意。不料，那天我和我爹收工回家，卻發現我娘正在家裏哭得涕淚交流。
我嚇了一跳，急忙問她怎麼啦，我娘拍著巴掌哭道：“毀了呀！毀了呀！咱家毀了呀！”
我爹的臉頓時變了顏色，我心裏也怦怦直跳。我們爺兒倆一起追問她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娘擦一把鼻涕眼淚，才向我們說起了緣由。原來她這天下午在街上納鞋底，聽一塊兒做針線活的女人講了一件事情：池長耐新近同意了兩個人上大學，一個是葉從紅，一個是他的本家堂侄池學春。
我爹說：“他們上就上，隻要不礙了咱家喜子就行。”
我娘說：“怎麼不礙？人家說了，從紅是五年之後，池學春是七年之後。人家把咱家喜子剔出來了呀！”
這消息像晴天霹靂，一下子將我劈倒了。我癱坐在小板凳上說：“不可能吧？不可能吧？”
我娘說：“我剛聽了也是不相信呀，就問人家到底聽誰說的。人家說，是從紅的娘親口向人講的，這還假啦？”
看來這消息是真的了。我的眼淚一下子湧出來，說道：“這可怎麼辦？天天盼，年年盼，最後盼來這麼個結果……”
這時我也想起，自從毛主席去世後，村裏每當來了上級幹部需要做飯，都是讓葉從紅去的。葉從紅一定是步了我姐的後塵，和池長耐搞上，然後便把上大學的名額搶去了。
我娘說：“咱把喜子他姐都搭上了，弄得她人不人鬼不鬼的，可到頭來還是不行……”
我爹跺著腳說：“咱去找從紅他爹問問，她憑啥跟咱喜子搶？都是本家，一個爺爺的叔伯兄弟，怎麼能下這樣的毒手呢！”
我娘說：“是應該問問！喜子，咱們走！”
我想，也真是應該當麵責問他們。尤其是應該問一問葉從紅。她整天見了我哥長哥短的，小嘴甜得賽蜜糖，怎麼能幹出這種損人利己的事呢？
我們一家三口便去了後街，氣昂昂走進了葉從紅的家門。
他們一家五口正在院裏吃飯，見了我們，一家人都有些吃驚。葉從紅大概已經猜到了我們的來意，竟扔下飯碗，跑到屋裏去了。
我堂叔堂嬸站起身來，帶著尷尬的神態給我們讓座。
但我們不坐。我們就冷冷地瞅著他們。
我堂嬸結結巴巴地說：“哥，嫂子，你們有事？”
我娘說：“當然有事，事比天還大哩！我問你，你為啥讓你閨女頂了俺家喜子？”
我堂嬸裝起了糊塗：“俺小紅頂了你家喜子？頂他幹啥？”
我爹說：“幹啥？上大學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