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我先把這本書簽了字送給這位同學。（同學笑）這個同學的問題是我怎麼看人生，是吧？我覺得我們每個人都可以給自己規定有個人生的意義，不是書本上教給我們的，不是父母給我們的，而是你自己思考得出來的。對我個人來說，我會用我的生命去做我所熱愛的事情，而這件事不但對我是快樂的，而且對人類是有所幫助的。我想就是這樣。它說起來比較大，比較空洞，但落實起來……比如說有人讓我寫電視劇，但不是我喜歡的，就把它拒絕了。所以我認為，因為有了大的目標，一些小的事情，就會變得比較簡單了。
問：我想知道你對苦難的態度。我還想知道，你為什麼把你的新書的首發式放在清華。
答：我覺得苦難不會自動地轉化為動力。並非苦難越多，動力越強。苦難究竟會轉化為什麼東西，取決於我們怎樣看待它。在苦難麵前，是把它化作動力，還是把它當做一種借口，甚至因此得出人性惡的結論，去報複這個社會——我在遭受苦難，為什麼有人卻是如此的幸福。怎樣看這樣的問題，可能需要一個積累，不是一個簡單的等式。
這個同學的第二個問題是，我為什麼選擇清華。我有兩個理由。第一個理由是，我欠著清華的講演。去年、前年，清華的學生會就邀請過我，去年我在北師大讀書，沒時間。前年，實際上我已經答應，但是迫近“三八節”的時候，我卻來不了了。因為有另外一家邀請了我去演講。雖然清華的邀請在前，但我還是答應了另外的那家邀請，我對清華做了一件背信棄義的事情。在那個特定的情形之下，我覺得那個地方比清華還重要。那個地方是北京市的女子監獄。監獄中的幾百名女囚犯，在3月8日和我有一個談話。我當時心裏思想鬥爭也挺激烈的。我想，我一輩子見過的“壞女人”是否能有幾百個。我將集中看這麼多人，我想和她們談談我對生活的看法。她們能接受我這些看法嗎？心裏一點把握都沒有。麵對這份邀請，我覺得自己作為女性，有一份責任。我在家裏想，如果我去講演，我叫她們什麼，“女士們”？好像不行。“同誌們”肯定不行。最後我終於特意打電話問，稱呼什麼好，他們告訴我，你就稱呼“姐妹們”。後來談得還挺好。監獄裏當時幾百名女犯穿著淡藍色衣服坐成一個個方塊，四周邊上坐的是警衛，從台上看下去，我覺得很像一塊塊的手絹。我跟她們說，我們來做一個遊戲。一下子旁邊勞改局的領導嚇壞了，以為我和她們玩丟手絹的遊戲呢。他事後對我說，你要知道，把幾百個犯人集中到一起，我們擔負著多大的責任哪。萬一暴獄可怎麼辦呢。我說，這個遊戲不必大家都活動起來，你們隻需要坐在座位上，閉上你們的眼睛，聽我講。我說，我講到哪兒，你們就隨著我想到哪兒。我說你們先想，你們每個人最寶貴的5樣東西是什麼？我看見她們都閉著眼睛，我想她們肯定都在想。後來我問，如果你要在5樣東西裏舍棄一樣，你舍棄什麼？這樣一次一次地舍棄下去，最後隻留下一樣，是什麼？女犯人們鴉雀無聲。後來我說，遊戲做完了，你們最後留下的那樣東西是什麼，我不知道，願意告訴別人你們就回去彼此告訴，不願意的話你們就在心裏永遠保守這個秘密。但是我想，即便在這高牆之內，即便你們都觸犯了刑律在這裏服刑，你們最後留在心中的那一樣東西，終歸不應該是罪行，而應該是人世間美好的東西。
第二個理由呢，我特別想跟理工科學校的學生有一個交流。有一次我和日本筆會的朋友談話，當時正是奧姆真理教事件沸沸揚揚的時候。他們告訴我，奧姆真理教裏的那些高級的幹部，全都是理工科的大學生。然後那個日本人得出結論：愛好文學的人比較地不容易犯罪。他說那些奧姆真理教的人全不愛文學，不看文學書。後來我寫了篇文章，題目就是《愛好文學的人比較地不容易犯罪》，投給《北京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