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誰說合法化？就是現在有些學者認為合法。現在社會分區居住，這種情況討論裏麵，又是另外一個問題了。城市裏頭分區域，就像什麼紐約、富蘭克林、布盧克林的貧民區。我們也有分區，像溫州村、河南村，在周邊都有，很厲害的，還有形成了什麼溫州幫。是不是在社會的理性層次上，將來的社會區域居住都會像紐約那樣子，分類居住。我覺得這不是咱們現在討論的問題。社會自然就會去解答的——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問：您說您不是共產黨員，又在《中國青年報》工作，我想請您說實話，您受過“歧視”嗎？
答：（笑）其實是這樣的，我覺得一個人是不是活得有意義，一個人內心裏麵是不是良知猶存，標準不是以他是不是黨員而劃分的。這是第一點，我的一個標準。第二呢，就是，如果把入黨看作是信仰的話，我敢肯定地說，有些人不是以信仰而追逐的，它是利益的度量，我覺得這就沒意義了。至於是不是被歧視，我覺得沒有被歧視，我不是還在這兒跟大家胡說八道嗎？（笑）
問：盧老師我想問一個技術性的問題。做新聞有一個很大的忌諱就是不能憑想象是吧？但是我看您的那本《大國寡民》很多地方如果不憑想象的話，主人公的心理活動就不能表現出來，這樣如果文章篇幅比較長的話就會有一種枯燥乏味的感覺。因為主人公的形象不是很豐滿，但是我看您《大國寡民》裏麵的王保京，形象很豐滿，是有血有肉的人。我想問一下您在寫這個人的時候，是如何處理可讀性與真實性的關係的呢？”
答：這個問題涉及心理活動，心理活動的度量是很忌諱的。一般來講非虛構作品要特別注意心理活動的描述，除非有證據，就是他說了那段時間他是怎麼想的、當時是什麼情景、給他的心理產生了什麼變化帶來什麼觸動，講的話會構成新聞事實。
今天上午我們開了半天的會，跟我們一些年輕記者講怎麼寫調查性報道，調查性報道有一個可讀性問題。寫報道有一個功夫就是要會寫故事會，講故事，會采訪故事。當故事出現的時候，現場感、背景出現的時候，當你的敘述裏麵動詞很多的時候，很有情節、很有觸摸感的時候，有可視性的時候，能見度高的時候，自然會有可讀性。如果是很枯燥的歸納性描述就不行了。你剛才提的這個問題，就是調查性報道會講故事，會采訪故事的問題，這些是生動的可讀性的前提。當然這個裏麵還會涉及大量的技術和非技術問題，今天就解決不了這個問題了。（笑）
問：盧老師您好，聽您自己介紹好像是您沒上過大學，我想知道您是怎樣走上記者這條道路的，而且您是從哪些方麵獲得這些素質的？尤其是您作調查性報道，這些報道好像對記者要求的素質相對來講會更高一些。
答：是比較費勁。在我看來，一個媒體是不是能夠作出一流的報道，一個記者是不是能夠寫出讓人家印象深刻的報道，我想第一位的就是能不能做出高水平的調查性報道，要把爐火純青的調查性報道作為職業記者追求的一個目標。
我是86年進入報社的，之前我經曆了好幾個時期。在農村，寫一篇什麼“劈山修路熱火朝天”的報道，縣廣播站一播，那就成大名人了。當時特別高興，寫篇報道居然就可以進縣廣播電台，那可是大事。然後我到部隊，到地質隊也搞新聞報道，也一直寫。我早期寫小說，寫報告文學，也寫報道——三種文體都寫。其實我最鍾愛的是小說，而且我對我的小說的評價實際還超過報道。86年進入報社，一直到今天集中精力地作調查性報道。
當時不經意去討論關廣梅問題。我聽說範敬宜要當你們的院長，範敬宜在87年關廣梅現象大討論的時候當總編輯。實際上那個報道是假的，經過我的調查，關廣梅的那封信是《經濟日報》的記者和本溪市政策研究室的處長聯合製造的。那封轟動的信，就是他給《經濟日報》編輯部的那封信，標題叫做“駐地承包是姓資還是姓社”的那麼一篇報道，就是關廣梅現象。88年成為了87年那一屆的新聞獎特別獎。剛好我出本溪，他們進本溪，在本溪評的。後來我還沒到報社，電話就追到報社來了。因為我那個報道要是發表的話會把它徹底顛覆，所以我的報道被槍斃了。我的這篇報道在20世紀90年代後發表了，後來我還寫了一篇4萬字的東西叫“關廣梅現象回顧”，詳細講述了這次大討論的來龍去脈。在這個過程中我就遇到了剛才那個同學提的問題，我是不是黨員這類問題。因為參與製造這封信的這位《經濟日報》的記者很著名，我知道他前期去調查的時候持完全否定的態度，第二次再去的時候則是完全肯定的態度，同時參與製造信件。我就問他為什麼會兩次態度截然相反，他說我是共產黨員。很經典哪。（笑聲）還有什麼問題？
問：您剛才說，記者是以記錄曆史為第一位的，但您又說到記者要改變曆史，我想知道是不是真有必要將改變曆史作為自己的責任和義務呢？如果產生了一些改變曆史的新聞報道，那改變曆史的到底是新聞事件還是記者這個人呢？
答：我明白這個意思，剛才我講的時候特別廓清了這個界限，因為我想我能做到的就是記錄曆史，我不期望改變曆史，我也不認為我有這樣的能耐。我們大同先生隨後廓清他的這個概念的時候有必要講一句話，記錄曆史是最低層、最低線的要求。改變曆史，當然這個情況在新聞史上是有的，但作為職業記者本身而言，我本人沒有祈求改變曆史。雖然我參與過許多重大的曆史進程，成為一些重大曆史事件的現場目擊者和記錄者，一直到今天我也不認為我能改變它，事實上也沒改變。從89年年底，中國當時也算風雲變幻的一年，87年春季，胡耀邦下台的那年我進的報社，北大學潮就是89年年底了，那麼一直到現在中國社會經曆了多少事情，我想寫出一本書來記錄這十幾年的曆史，實際上我改變不了，剛才我也沒說過，我說過我收回，但是我沒說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