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當時比較震驚，因為這是一個在現代社會裏，或者說是在公民社會裏，一個常識性的問題。我不知道現在在傳播學院就這類問題是否有過討論，但是在我看來，這個問題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在西方，媒體的從業人員是被稱為知識分子的，雖然很多報係代表著我們所理解的大財閥、大財團和資本家等某些集團利益，但它在公共形象上，是不能代表黨派的，它隻能站在審視監督的立場上，它有它的市場化特征，同時也有自己的國體和意識形態，使它這個角色總體上對社會處於一個審視監督和批評的狀況。所以很多意見是通過媒體來呈現的。我首先把它提出來是因為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命題。如果這些前提不能弄清楚的話，即使能偶爾寫出幾篇好報道，但一定錘煉不出大編輯、大記者。我們中青報在80年代時，形成了一套文化係統。我認為有三點：第一點就是非常濃厚的業務風氣；第二點是沒有強的等級觀念；第三點就是鼓勵出名編輯、名記者。但一個名編輯或名記者，我認為那隻是一個標準。還有一種記者的認定，我們新聞界一個很著名的總編輯在接受記者訪問時曾講到過：記者要想總理的事情。這是一句名言。後來我認認真真地對這個名言做過一番思考，說得積極一點是說，記者要站得高，看新聞要抓重大價值的新聞，抓總理關注級別的重大新聞，要以總理的眼光看待中國的現實，歸納起來就是“站得高、看得遠、抓得大”。但是說得消極一點，上麵一點似乎很難成立，原因是：第一，我們不知道總理想什麼，或者說我們很難知道總理想什麼。因為根據我們的社會經驗，我們真正看到的總理想的問題，實際上是他在變成公共化以後過濾的。如果你把他在總理辦公會的講話跟他發表出來的公開演講對應起來看的話，你就會發現，之間有著巨大的區別。他作出某個經濟決策，他的內在邏輯不是我們想象的邏輯，他關注的很多問題是基於他特定的角色，甚至非常特定的心境，這麼一種偶發性的東西。他可能並不這麼考慮問題，他是受著職位的、現實的狀況作出考慮的。他這個考慮要打折扣。比如說我可以舉一個非常大的反例（如果這個可以成立的話），我做過一個調查，稱為《中國重點工程調查》，當時有84個進入國家計委的涉及1億—2 000億元的工程。我調查後發現有巨大的損失，由於有貪汙受賄，就是光進賬麵的損失就有1 800億元。1991年，由於超預算和超概算，拋去看不見的損失約是89年的翻倍。也就是說在當時的重點公司投資裏麵，國家納稅人的錢，10％—20％是毫無意義的，是直接損失。而這些工程在建成以後是否能夠發揮應有的效果，還需要打折扣，那麼通過國家納稅形勢積起來的財富運用是否得當呢？當我這麼提出問題時，你會發現我所描述的正反兩麵提出問題的角度是不一樣的，我是說你總理幹得怎麼樣，我才不管你總理想的是什麼問題，總理在那一刻可能想的都是些職務安排的問題。你根本考慮不著，也輪不上你。看得見的是納稅人的錢怎麼用的？上到總理下到普通科員的國家公務人員有義務有責任把他所得到的俸祿和他所得到的官職，所應盡的責任向人們、向社會講清楚。而這個功能渠道來自於媒體，也就是說我不可能、也沒有能力像總理那樣想問題，但是我們有能力在我剛才描述的情況下想問題。
實際上談到這些東西的時候，包含了有些東西的判斷，來自於我認為第一個基本前提：社會經驗，或者說是常識性經驗。這個常識啊，說起來特容易，吃喝拉撒睡、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喜怒哀樂、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等等。但是你們要是進入了真實的社會生活，要從事記者職業或者其他職業的話，就會發現建立常識何其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