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過程我想說明的是：麵對類似重大的新聞事實時，主導你的，眼睛不是往上看而是往下看，是往自己的內心看。你真實的想法是什麼？在麵對風險和你的職業狀況時，要有效地完成職業行為進程中的那種權衡度量。因為記者的第一職能是記錄曆史。上次我和李大同在北大講課時，他說：“記者呀，還要改變曆史”。我不敢有那樣的豪言壯語，我的最底線是記錄曆史，能夠真實客觀地記錄將來能成為可靠研究資料的曆史。當然他也說，這是一個改變曆史的前提。“改變曆史”是他的話，他的客觀行為可以改變曆史，但在記者的主體性行為裏，我認為可以改變曆史的東西是不客觀的或者說它的影響是不客觀的。李大同就跟我說，在一個健康的秩序正常的社會裏，是可以改變曆史的。其實這也不假，比如說報道立法，當立法確定以後就成為社會規範的一部分，就成為人的行為所遵循的某些準則。對記者而言，基本職業的底線，能完成記錄曆史本身已經是相當的困難了。因為我們知道當我們翻開近半個世紀的新聞史，我們所看到的曆史相當部分是虛假的、不真實的，相當部分是大話、空話、套話、假話。在這樣的曆史情境裏我們這代記者是有壓力的。
在一個論壇上曾有個清華學生問了我一個問題，他說，香港也有報紙做假。他提這個問題是事實，有潛在的邏輯，狗仔隊的那幫人到處亂鑽，捕風捉影，這很常見。但那個不是主流媒體的標準。他的做假新聞並不意味著我們作出虛假報道的正當性。同時這個問題的提出，他的潛邏輯也值得質疑。他雖然舉的是一個真實的事，可它並不能證明，這件事有它的合理性和正當性。起碼是我剛才說的那個命題的合理性和正當性。還有一個社會學係的研究生，他也提了一個問題。他說，有一些新聞是涉及國計民生和社會敏感的部分，如果把它公開報道，可能會有影響，讓人心浮動，也可能會影響社會的安定和團結。他的潛台詞是什麼呢？封閉新聞的合理性，對社會有更廣義更廣泛的意義。就是說一個新聞把它真實報道出來後，它會影響社會穩定。這個問題，在我看來是個假命題，它是另外一個角度的看法，起碼不是從上而下的眼光來看的。他預測一個事件發生後，會影響到社會穩定而禁止媒體報道。我當時特別想說一句調侃的話，我想給他一個建議，我覺得他畢業後有個職業可以選擇，這個職業就是戈培爾。（戈培爾是納粹德國的宣傳部長）因為假以任何人的名義，來對社會的狀況形成自己特殊利益階層控製的時候，這起碼是值得警惕的。因為這裏麵涉及一個問題就是，記者和媒體的基本的價值是什麼？記者和媒體的基本立場是什麼？記者和媒體的權利來源是什麼？這些問題說起來都挺大的，但實際上，我們每時每刻都實踐著問題的答案。比如新聞，記者憑什麼寫，憑什麼去采訪別人，別人又為什麼要接受你的采訪？憑什麼你拿個記者證，打個電話或者上門，人家就接待你？是因為你擁有特權嗎？顯然不是，那是什麼？那是公共利益，憲法賦予的公共權利，對媒體的讓步，這是我們媒體和記者的權利來源。大眾需要通過渠道表達他們自己的意誌和意見，除了我們目前涉及的政治體製——人民代表大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民意，而根據現在情況來看，還遠遠不夠。那麼就隻有通過媒體實現這一目標。在公眾，他們是沒有渠道對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生活表達自己的意誌，保護自己的利益的。那就隻有了解信息並對他所了解的信息作出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