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伯克利，我突然開始對經濟管理專業知識有了非常濃厚的興趣。大家知道我們在國內隻學過馬克思主義和政治經濟學等等，對經濟學的理解非常淺薄。看到日本高度發達的經濟和技術、生產力的統一，發現這個問題一定是比我們之前研究的電子都要有更龐大的一些原因在背後。所以，我就在1995年的時候，突然下定誌向，從地球空間科學係轉到物理係，再轉到電子工程係，我覺得對我沒有什麼可怕的、我學不通的知識，隻要我肯努力。大家知道我過去是半書呆子式的人物，看到一個問題我就想投入學習去解決。我就去我們的經濟係開始學，剛剛碰到經管學院的胡院長，他也是伯克利經濟係畢業的，當時我直接上了研究生的課，2001年講的高等微觀經濟學和2002年高等宏觀經濟學，這兩位老師一個叫喬治，一個叫戴姆，他們在2001年和2002年我畢業的時候都拿到了諾貝爾獎。我覺得這個選擇是正確的，我沒有把在校園的時間浪費掉，我珍惜了這次機會，珍惜了學校給我豐富知識的各種各樣的渠道和資源。正是在這個學習過程中，我不僅學到了商業和經濟發達裏麵的專業知識，突然感到經濟從技術到生產，一直到貿易，到股票，到國家債券以及國家經濟、政治和國防，是聯係在一起的。通過這樣一些學習，使得我突然感覺到我們所在的世界，我們的社會其實是一個普遍聯係、非常複雜的，並不是我開始想做一個課題，作為一個技術專家所看到的非常窄、非常專業的一個本行。
在轉型的過程中，我不僅要挑戰專業知識，同時我也挑戰了人生的哲學，使自己一下子知道原來在整個世界裏麵，我不僅僅是作為一個年輕人，有我這樣的價值，而我應該為這個社會創造更多的價值，而這種價值會隨著商業、股票，甚至是國家的政治和經濟，能夠體現出來的。在念博士的最後這兩年時間裏，我又拿到了經濟學的碩士。當時田長齡校長也是中星微電子創始時候的投資人，給了我很大幫助，他給我幫助的時候特別提到了一句“你做了三個學位，在我們這個學校曆史上沒有過，我希望看到你有一天能夠把你學到的這些知識帶回到中國去，在中國創造一個奇跡”。我記得非常清楚，他當時跟我這樣講。後來我在1999年回國創業，在冥冥之中實現了當時田校長授予我這三個學位的時候他對我的要求。
之後我回到了祖國，回到了北京，回到了中關村，我感覺到我過去所學的專業知識，尤其是我所掌握的人生麵臨挑戰的獨立思考，以及這樣的一種勇氣，對我一步一步跨越式的發展，起了非常關鍵的作用。而在這個關鍵作用中，體現了我們所需要的創新精神、責任感，以及對我們身邊發生的重大技術事件和商業事件、經濟事件的推動和影響。
1999年10月1日，剛剛大家看到我受國家的邀請，參加建國50周年大典，站在禮堂上我非常激動，看著一輛輛運載著我們國家幾十年來在改革開放之後建立起來的各種各樣豐功偉績的展示，心裏非常激動。在這個年齡階段能夠站在那個場合裏，我突然感覺自己非常有愧。正如田校長講的，我自己雖然在美國做得非常好，學了非常多的東西，可是我還沒有為我的國家做過任何有貢獻的事情。但是剛剛回到了國家，下午的時候我帶著中星微電子的另外三個創始人，今天我們四個人仍然是公司最重要的管理層，一起去了長城，我們特意買了“我登上了長城”的T恤，在長城上拍了很多照片，有一張四個人的合影，那是我們友情的起點。我們另外三個創始人的手形，一個是勝利的符號，一個是OK的符號，還有一個是勇往直前的符號。他們說我當時心事最重，因為就在那個時刻，我感覺到我上午所看到的和我下午站在長城上想到的，和我未來想要做的事情，我突然在那一瞬間下定了這樣一個決心，我們一定要回國把芯片這個產業，在中國已經落後、空白了幾十年的一個產業推動起來，正好把我在美國伯克利、斯坦福，後來在IBM、朗訊等等這些公司所學到的知識，能夠貢獻到我們祖國的建設中。而當時矽穀也非常流行創業的思想，中關村也剛剛成立，管委會和園區正在進行創業的安排。可是那個時候，包括像UT斯達康、亞信、新浪、搜狐、網易等等都還沒有在納斯達克上市，在那樣的情況下我們下定了決心，我說我們四個人應該做點什麼事，我們要為這個國家，貢獻我們學到的知識，以及我過去所得到挑戰杯的精神的鼓舞，我們應該有信心能做成一點什麼事。當時我是在鼓動大家，後來每個人都非常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