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貝多芬來到一家飯館用餐。點過菜後，他突然來了靈感，便順手抄起餐桌上的菜譜，在菜譜的背麵作起曲來。不一會兒，他就完全沉浸在美妙的旋律之中了。侍者看到貝多芬那十分投入的樣子，便不敢去打擾他，而打算等一會兒再給他上菜。大約一個小時之後，侍者終於來到貝多芬身邊：“先生，上菜嗎？”貝多芬如同剛從夢中驚醒一般，立刻掏錢結賬。侍者如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先生，您還沒吃飯呢！”“不！我確信我已經吃過了。”貝多芬根本聽不進侍者的一再解釋，他照菜單上的定價付款之後，抓起寫滿音符的菜譜，衝出了飯館。
晚年的貝多芬有一次聽到一位朋友彈奏他的《c小調三十二變奏曲》。聽了一會兒，他問道：“這是誰的作品？”“你的。”朋友回答說。“我的？這麼笨拙的曲子會是我寫的？”然後又補充了一句：“啊，當年的貝多芬簡直是個傻瓜！”歌德評論席勒的話，完全適用於貝多芬：“他每星期都在變化，在成長。我每次看到他時，總覺得他的知識、學問和見解比上一次進步了。”有一時期，貝多芬甚至想毀掉他青年時期所作的歌曲《阿黛萊苔》和《降E大調七重奏》（作品20號）。這決不是偶然的，象貝多芬這樣，真可以說是“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了。
貝多芬在18歲時（1788年）和波恩的勃勞寧一家交上了朋友，這一家的女兒埃雷奧諾勒（1772～1841）和兒子羅倫茨（1777～1798）跟貝多芬學習鋼琴。1792年11月，貝多芬離開波恩去維也納。由於離別前發生了一場爭吵，貝多芬到了維也納以後有一年沒有和埃雷奧諾勒通過信。1793年，他把在維也納出版的第一部作品（其中一部分是在波恩寫的）題獻給了埃雷奧諾勒。這部作品就是以莫紮特的歌劇《費加羅的婚禮》第一幕中費加羅的詠歎調為主題的小提琴和鋼琴變奏曲。1793年11月2日，貝多芬寫給埃雷奧諾勒的信裏，在談到尾聲中鋼琴部分技術艱難的顫音時說：“維也納有些人在晚上聽了我的即興演奏後，第二天就會把我的風格上有某些特色的東西記錄下來，算作他們自己的東西而沾沾自喜。要是我沒有看穿他們的這種行徑，我是不會寫這類曲子的。我知道他們的曲譜很快就要出版，所以我決定先發製人。但我還有另一個理由：我想難倒那些維也納鋼琴家，其中有幾個是我的死敵。我要用這個來回敬他們，因為我料到，我的變奏曲將會到處和那些所謂的先生們狹路相逢，使他們顯出一副狼狽相。”不久以後，貝多芬在大庭廣眾之下演奏了這個曲子，顯示了他那高超的鋼琴技巧。
門德爾鬆曾將貝多芬的一份手稿公之於眾。在這張稿紙上，有一處改了又改，竟貼上了十二層小紙片。門德爾鬆將這些小紙片一一揭開，發現最裏麵的那個音符（即最初的構想）竟然與最外麵的那個音符（第十二次改寫的）完全一樣。想當初，我國北宋文學家王安石，曾為一句“春風又綠江南岸”中的“綠”字煞費苦心，也曾設想過幾十種方案才最終定稿。正是由於古今中外的傑出藝術家們那種“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創作精神，才使後人欣賞到如此動人的藝術精品。作曲對於貝多芬而言，是一項十分艱苦的工作。他寫作歌劇《費德裏奧》時，為其中的一首合唱曲先後擬定過十種開頭。人們熟悉的《命運交響曲》第一樂章的主題動機，也曾在他的草稿中找到過十幾種不同的構想。貝多芬常常揣著筆記本，在散步時也從不忘記將突發的靈感記錄下來。這一點又極像我國唐朝詩人李賀。
“交響樂之父”海頓曾是貝多芬的恩師，但這對師生之間由於見解不同，常常發生不和。海頓十分欣賞貝多芬的才華，但無法容忍貝多芬那種大膽的創新精神和桀驁不馴的性格。因此，兩人的分手是遲早的事情。德國大文豪歌德與貝多芬於1812年在波西米亞相會，共同度過了一個月的時光。彼此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並未建立起友誼。貝多芬熱烈佩服著歌德的天才，可對歌德的某些做法卻不能容忍。一天，他們一同出去散步。在路上遠遠看到了奧地利皇後率領著一群皇室成員與他們相向而行，歌德不顧貝多芬的一再勸阻，立刻恭恭敬敬地站到了路邊。貝多芬對歌德說：“您大可不必這樣做。貴族們的派頭是愚蠢的，隻能顯示出他們的庸碌無能。……他們可以把勳章別在任何一個人的胸前，但這人決不會因此變得更優秀些。他們也許能使一個人成為七品或三品文官，但在任何時候也造就不出歌德或貝多芬來……”然而歌德不僅仍拘謹地立在路邊，而且麵部開始顯現出謙卑的微笑。貝多芬意識到，無論他再說什麼都是徒勞的。於是，他抬頭挺胸繼續向前走去。結果奧地利的皇後和皇太子認出貝多芬後，反倒率先向貝多芬打招呼、脫帽致敬。當他們經過歌德身邊時，歌德卻早已脫帽鞠躬，連頭都不敢抬一下。事後，貝多芬痛心地對歌德說：“……您對於他們過分尊敬了。”即便如此，貝多芬對歌德仍是十分崇敬的。人們在他晚年全聾時用的談話冊中發現，他不許別人用輕蔑的口吻談論歌德；並曾對人表示：為了歌德，他情願“犧牲十次性命”。然而歌德對貝多芬卻終生不能原諒，態度冷淡，有時甚至是無情的，令人十分不解。
蔑視權貴是貝多芬的一貫性格。貝多芬的一位友人——利希諾夫斯基公爵曾邀請貝多芬為住在他的官邸的法國軍官們演奏，但貝多芬沒有答應。公爵終於板起麵孔，變“邀請”為“命令”。但貝多芬不僅毫不畏懼地堅持回絕，而且回家之後，他就把利希諾夫斯基公爵以前送給他的一尊胸像找出來，摔得粉碎。然後，他給這位公爵寫了一封信，信中有這樣的話：“公爵，您所以成為一個公爵，不過是由於偶然的出身罷了；而我所以成為貝多芬，則完全靠我自己。你這樣的公爵現在有的是，將來也有的是，而我貝多芬卻永遠隻有一個！”對於上層社會闊佬們的諂媚，貝多芬一樣深感厭惡。貝多芬生活的時代，歐洲盛行一種“收藏名人貼身物品”的風氣。曾有一位伯爵夫人向貝多芬索取一束頭發做為紀念，貝多芬對此十分不以為然，後來竟用紙包了一束山羊的胡子將那位貴婦打發了。而那位伯爵夫人還蒙在鼓裏，以為真的得到了寶貝。有一次，幾個貴族幸運地請到貝多芬，一起欣賞他的鋼琴演奏。起初，貝多芬的興致也還不錯，可是他在演奏中逐漸發現這些貴族們並不在意他的演奏，而隻是想在茶餘飯後“裝點裝點門麵”而已。於是貝多芬立刻蓋上琴蓋，怒氣衝衝的留下一句：“我沒有興趣對豬彈琴！”後，拂袖而去。
19世紀20年代，歐洲的資本主義革命進入低潮，民主共和派遭到無情的鎮壓。維也納也是如此。但貝多芬無視特務、密探們的監視，經常去小酒店與從事地下活動的共和主義者們聚會。這使他成為維也納警察局嚴密注意的對象，他的名字出現在秘密警察的“記錄名冊”之中。麵對這種狀況，貝多芬仍然敢於公開咒罵複辟回朝的奧地利皇帝：“他（指奧地利皇帝）首先應該被吊死在第一棵樹上！”
1789年法國資產階級革命進步的思想意識給他了很多啟發，從而奠定了他深信人類平等，追求正義和個性自由，憎恨封建專製的壓迫。盡管維也納古典樂派中的三位著名作曲家所處的生活年代相當接近，但是貝多芬的思想同海頓和莫紮特顯然並不屬同一個“時代”。海頓一生備受淩辱，他雖也偶爾被激怒過，但卻總是逆來順受，當時進步的文學思潮和革命情緒都很少能使他激動，他的音樂同鬥爭也是永遠絕緣的。莫紮特精神上遭受的苦難並不比海頓少，他勇敢於反抗，寧願貧困而不能忍受大主教的侮辱，但在他的音樂中，從那充滿陽光和青春活力的歡樂的背後，往往還是可以感覺得到一絲痛苦、憂鬱和傷感的情緒。隻有貝多芬，他不但憤怒地反對封建製度的專製，而且用他的音樂號召人們為自由和幸福而鬥爭。貝多芬在波恩時期（1782～1792）的創作，大都是一些小型的鋼琴曲、重奏曲和歌曲等，這一時期可以說他還隻是處於創作的準備階段。他在維也納最初十年（1792～1802）的創作，比較著名的作品也隻有《悲傷》、《月光》和《克羅采》奏鳴曲及《第三鋼琴協奏曲》等。但在這期間，他對社會與政治諸問題又有了進一步的理解，也能意識到他要努力探尋的目標。1802～1812年，他的創作進入了成熟時期，這段時間後來成為他的“英雄年代”。
貝多芬創作活動的成熟過程表麵看來是相當遲緩的，但實際上卻非常穩固。他三十歲時才開始寫第一部交響曲，而在像這樣年紀的莫紮特已經寫了四十部左右的交響曲了。
貝多芬從1796年開始便已感到聽覺日漸衰弱，但是直到1801年，當他確信自己的耳疾無法醫治時，才把這件事情告訴給他的朋友。但是，他對藝術的愛和對生活的愛戰勝了他個人的苦痛和絕望——苦難變成了他的創作力量的源泉。在這樣一個精神危機發展到頂峰的時候，他開始創作他的樂觀主義的《英雄交響曲》。《英雄交響曲》標誌著貝多芬的精神的轉機，同時也標誌著他創作的“英雄年代”的開始。
貝多芬在維也納的後一階段，由於歐洲正經曆著嚴重的政治反動時期，即梅特涅的反動統治特別的猖獗的時期，他的創作也暫時呈現頹勢（1813～1817）。從1818年起，在貝多芬一生的最後十年當中（1818～1827），他在耳朵全聾、健康情況惡化和生活貧困，精神上受到折磨的情況下，仍以巨人般的毅力創作了《第九（合唱）交響曲》，總結了他光輝的、史詩般的一生並展現了人類的美好願望。
貝多芬於1827年3月26日在維也納辭世。死時沒有一個親人在他身旁，但是在同月29日下葬時卻形成了群眾性的一個浪潮。
貝多芬是世界藝術史上的偉大作曲家之一，他的創作集中體現了他那巨人般的性格，反映了那個時代的進步思想，它的革命英雄主義形象可以用“通過苦難——走向歡樂；通過鬥爭——獲得勝利”加以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