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德蘭在《一個美國人眼中的慈禧太後》中說，“慈禧太後在中國曆史上沒有第二人，在世界曆史上也絕無僅有。她不僅在上世紀後半葉統治了大清帝國，她的統治推遲了大清帝國的滅亡，她還把中國政治家們所能想到的某些改革措施也付諸實踐了。和滿族的其他婦女相比，她可謂鶴立雞群，出類拔萃。和其他民族的婦女相比，她同樣毫不遜色。就性格的堅強和能力而言，她和任何人相比都不差。我們不由自主地欽佩這個女人，她小時候在家裏幫母親幹雜活，後來被選入宮做了貴人。她是一個皇帝的生母、一個皇帝的妻子。她立了一個皇帝，她還廢了一個皇帝，她統治中國將近半個世紀——而所有這些，都發生在一個婦女沒有任何權利的國度。”
赫德蘭的話雖有些誇張，但有一點他說對了，那就是100多年前的中國確實是婦女沒有任何權利的國度。正因為如此，慈禧太後才顯得那般突出與另類，她不僅讓當時的男人們感到狼狽不堪，連後來的男人們也不免為之義憤填膺甚至惱羞成怒。
不可否認，慈禧太後不是什麼政治家，其政績也談不上光彩照人，用現在的主流觀點來說，那就是禍國殃民，遺患無窮。但是，曆史選擇了慈禧太後，而且對於她個人來說，她成功了，因為她以一個女人的智力與才能，在近半個世紀的統治裏保住了這個不斷下墜的王朝沒有在她手裏江山斷送；但對整個國家發展而言，慈禧太後又毋庸置疑地失敗了——但這並不意味著別人就一定做得比她更好，因為後來的曆史證明，很多人做得比她更壞。
從“老佛爺”到“一代妖後”，劇烈衝突的曆史觀總會讓人感到無所適從，而“臉譜化”的曆史認知更是讓真相遠離。事實上，問題其實沒有想象中的那麼複雜，因為說白了，慈禧太後隻是以一個女人的身份在管理這個國家，而之所以要這個女人出麵，主要原因在於這個國家總是皇帝太小或者根本就不成器。牝雞司晨，女人當國，對一個積習千年的傳統社會和積弱下沉的近代中國而言，這是何等的糟糕與背運，又是何等的艱巨與難堪。
但是，曆史將慈禧太後推上了前台，在深刻而無奈的現實麵前，她別無選擇。
慈禧太後的上台，正是大清國風雨飄搖的危難之時：英法聯軍洗劫北京、太平軍占據半壁江山、撚軍等起義軍不斷起事，帝國幾無寧日。國事是如此的焦頭爛額，估計這也折了鹹豐皇帝的壽，結果鹹豐一死，便剩下孤兒寡母——鹹豐的子嗣不旺，31歲的他隻有載淳這一個兒子，由此皇位繼承人毫無爭議，慈禧太後也順理成章地成為皇太後。“母以子貴”是無法改變的事實，而這也決定了之後晚清五十年的曆史走向。
按清廷祖製，女人不能幹政，更沒有皇太後垂簾聽政這一說。鹹豐皇帝自然考慮到這點，於是其臨死前安排了八個輔政大臣，但因為擔心這些大臣日後跋扈篡權，最終他又決定將自己的兩個印章賜給皇後和小皇帝，以後所有諭旨都需要在正文前後蓋上印章，否則便是無效。同治小皇帝當時隻有6歲，當然無法承擔起領導國家的責任，於是他的那個印章自然由慈禧太後來掌管，這就形成了兩宮太後和八大臣共同執政的權力運作模式。
鹹豐設計的這一“平行權力模式”，看似平衡了雙方勢力，但在雙方的合作上出現了嚴重問題：八大臣認為兩宮太後不過是深宮中的女流之輩，頭發長、見識短，按祖製亦不當幹政，因此打算將她們看成蓋章的機器，並不想讓這兩個女人插手具體的政務；而慈禧太後對此極不滿意，她認為自己和慈安太後既然有鈐印之責，便是最高權力的代表，八大臣不過是輔政而已。
鹹豐駕崩不到一個月，慈禧太後與恭親王奕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聯手發動“辛酉政變”，八大臣一敗塗地。對於八大臣的落敗與無能，很多人表示不理解，其實原因並不複雜，慈禧太後之所以能在政變中一舉功成，關鍵還在於她有小皇帝撐腰，即所謂神聖不可侵犯的“皇權”。在專製社會裏，皇權就代表了最高的權威，八大臣能力再強也無法與之對抗，最終隻能乖乖束手就擒，否則便是叛臣逆賊，天下人得而誅之。在當時的傳統專製社會中，天下不可一日無君，小皇帝就是最大的王牌，慈禧也由此成為清廷最後的負責人。固有的皇權思維之殘酷，雖獨夫民賊亦不可或缺，也無法挑戰。
但是，初握權柄的慈禧太後畢竟學識有限，其幼年家境不佳，在當時“女子無才便是德”的積習下，既無機會也無可能接受到係統良好的教育。但機會是要靠人去爭取的，慈禧進宮後，蒙上天眷顧育有一子（也是鹹豐唯一嗣子），這才受到了鹹豐的重視。而鹹豐因身體多病而怠於朝政，這又給了慈禧接觸朝政的機會。在代丈夫批閱奏章的學習中，慈禧的權力欲望也由此一發而不可收拾。
比慈禧年長2歲的恭親王奕訢，在當時皇族中被公認為是最有能力的，但限於名分所定，其在鹹豐生前不能和皇兄去爭，鹹豐死後他又不能和侄子去爭，這注定了奕訢隻能做個賢王，為死去的皇兄和活著的皇嫂及侄皇帝效勞一生。對於這點，慈禧太後心知肚明，而她也算是識人善用，給了奕訢成就生平抱負的機會。但是，奕訢太有能力，慈禧也是時時刻刻加以提防，以防止這個皇叔威脅到自己兒子的地位。
學識與能力姑且不說，但慈禧太後的馭人權術確實很有一套。在平定太平軍和其他亂事後，慈禧太後將該收回的軍權堅決收回，該放權時又絕對信任，中央與地方的關係處理得相當平穩；而在內亂後的重建中，慈禧太後與奕訢乃至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漢人督撫的配合默契，由此出現一段難得的“同光中興”，也不是完全偶然。實事求是地說，此時的慈禧太後尚稱得上虛心好學，其在處理政務之餘也在不斷提高自己的能力，從寫一道百餘字的諭旨出現十幾處錯別字到對朝政的處置遊刃有餘、從容應對，這說明慈禧太後的學習和適應能力迥異於常人。
在執政的最開始，慈禧太後可能隻是想給兒子同治看管江山，屆時將朝政大權移交給成年的皇帝，自己則可以安然退養。這一點，從其每次撤簾歸政前總是熱心於修建園林工程可以看出，這也就是曆史學家唐德剛所說的“姨太太”心理。由此也可看出，慈禧並沒有做大事的抱負，她的最終目的不過是為將來的小皇帝作一過渡。以此而論，晚清帝國之所以不能和日本明治維新或德皇、沙皇治國相比，原因還在於慈禧太後這種“女人當政”的心態——她不是皇帝，也沒有進取心，最多隻能守成。
很不幸的是，慈禧太後手裏的兩個小皇帝都不合格。同治皇帝是慈禧太後的親生兒子，因此慈禧在同治年間的執政態度明顯積極，其一心一意、盡心盡責，想給兒子開創一個好的局麵，但是同治小皇帝令人頗感失望，其天生不愛讀書而喜好玩樂，到了本應該親政的年紀仍“讀折不成句”；等到好不容易親政了，可惜又命淺福薄，僅一年多點就得天花死了，而且沒有留下任何子女。
喪子之後，慈禧太後可謂是萬念俱灰。這種心態，其實也不難理解，慈禧太後之前打拚了十幾年，她無非是想給兒子留個好江山，但這一切，隨著同治的駕崩而煙消雲散。正如時人所說：有同治皇帝在，慈禧太後還有點想頭兒；同治不在了，連想頭兒都沒有了。
慈禧太後也曾說，我幾次垂簾，不知內情的人認為是我貪圖權勢，實際情況是形勢迫使我不得不這樣做。這話雖說是慈禧的自我辯解，但也有幾分道理。同治死後，皇帝繼承人便成了大問題，最終慈禧太後一言而斷，選中醇親王奕譞和自己妹妹的兒子載湉做皇帝。從名分上說，這個安排在當時並不合適，但又沒有更好的安排。由此，慈禧太後也隻能二度垂簾，再次培養一個小皇帝。不可否認，慈禧太後這次垂簾的責任心與同治時期差之甚遠了——光緒皇帝畢竟不是親生骨肉。由此，慈禧太後也由一個積極的執政者變成了一個單純的王朝看護者。在這種心態下，同治年間的朝氣和生機也明顯日漸枯萎，日益走向保守和頹唐。
等到光緒皇帝長到18歲親政，慈禧太後也由首次垂簾的27歲少婦變成一個快60歲的老婦人，但這次的皇帝也不是合格人選。光緒皇帝雖然從小好學，但性格存在嚴重的缺陷，這也是因為他從小遠離自己的親生父母、孤獨長於深宮所致。在慈禧太後的威勢之下，光緒皇帝從小就嚴重缺乏自信，而在成年後，又離奇地發展出超常的逆反心理。這一切，在慈禧太後的眼中又是一種極不成熟的表現，由此也導致了她對光緒皇帝的不信任。
甲午年的戰爭對光緒皇帝來說無疑是一場巨大的災難，因為他在不了解實情的情況下貿然主戰，戰爭的結果卻是清軍慘敗，小皇帝飽受屈辱，由此也演變成戊戌變法的強大動力。對隨後的變法，曆史的真相和通常的記敘大不相同的是，慈禧太後並沒有去刻意地反對，而是給予了默認與支持。畢竟光緒皇帝已經親政，而且變法對清王朝有利，她也不好幹涉太多。
可惜的是，光緒皇帝的急躁心理又遇上幾個行為乖張、不知深淺的“變法派”，領頭的康有為毫無手腕而又驕傲自大，譚嗣同等人更是太過冒險，輕於一擲。在這些人的輔佐下，變法詔令雖然如雪片般發下，但因為沒有考慮到實際情況和可操作性，所有的變法措施幾乎都是一紙空文。皇帝沒有經驗，“變法派”們更是一群書生，在他們的胡鬧下，最後弄得朝政都無法正常運行，那些被革斥的官員跑到慈禧太後那裏去哭訴，慈禧也不免動了怒氣，將四品以上大員的任免權收回以穩定朝政。眼看情況不妙，變法書生們在接到光緒皇帝的衣帶詔後居然想出一個“圍園殺後”之謀，企圖力挽狂瀾。密謀敗露後，慈禧太後毫無疑問地大發雌威，因為這種謀逆行為不僅危及到其生命安全，而且危及到整個清廷的生存，正如慈禧太後對光緒的斥罵——“癡兒，今日無我，明日尚有汝乎？”
“戊戌六君子”被殺了，光緒皇帝也被軟禁了，慈禧太後再次出來聽政。這一次，簾也不用垂了，反正七老八十了，讓大臣們看見也無所謂，隻可憐光緒皇帝坐在旁邊如同泥塑木雕，非經慈禧太後示意，往往是不發一言。
作為清王朝的難言之隱，光緒皇帝的身體存在著嚴重缺陷——他沒有生育能力。鹹豐死時隻有一個兒子同治，同治死時太年輕，一個兒子都沒有。光緒皇帝成婚二十年，自始至終都沒有一子一女。說來也奇怪，清朝的最後三個皇帝（同治、光緒、宣統）在已經成年的情況下都沒有子嗣，這在曆朝曆代都是極為罕見的“宮荒”——宮中幾十年都沒有小孩的哭聲，天亡大清，應是曆史的定數。
眼看光緒皇帝的確生不出兒子，慈禧太後也隻能另想辦法，早做打算，不然到時又立個小皇帝，屆時連垂簾聽政的人都沒有。於是，她選了端王載漪的兒子溥儁來當大阿哥，不料這次惹下了天大的麻煩，最終引發庚子國變，八國聯軍攻進北京，慈禧太後等人也被迫逃到了西安，一時間幾乎是“國將不國”。若不是慈禧太後這幾十年的威信還在，大清王朝早已是分崩離析了。
庚子西狩的慘痛經曆，也讓慈禧太後徹底認識到她當政幾十年的巨大失敗。難能可貴的是，此時垂垂老矣的慈禧太後卻突然下定決心要搞新政，最終讓這個瀕臨死亡的王朝重新煥發了生機。清末新政絕不是當年的戊戌變法可以比擬的，各項措施行之有效，廢科舉、練新軍、改官製、頒新法等，成績卓然，有目共睹，遠較康有為那些毛毛躁躁的“變法派”來得穩健可行。更令人吃驚的是，慈禧太後順應民情，在1905年後甚至還搞起了預備立憲，這在上千年的中國專製曆史上絕對是石破天驚，令人大跌眼鏡。不誇張地說，中國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關鍵一步，正是在清末新政時期。
曆史學者馬勇在《超越革命與改良》一書中這樣評價慈禧太後和清末新政，“不僅晚清的實權人物西太後確曾真誠地主張進步與革新，因為如果沒有她的默許和支持，恐怕不是沒有晚清的‘新政’之舉，即使1898年的維新運動也無從發生。而且西太後之後的清廷掌權者（載灃等人），既無力拉曆史的車輪倒退，將局麵歸複到西太後之前，更無心這樣去做，他們實際上繼續著西太後在世時業已開始的政治改革。不論清政府這一措施的實質目的如何，它在政治上不可避免的效果便是為政治改革打開了通路。”
公道地說，慈禧太後不是一位激進改革者，但也絕不是一位天然的反對者。無論是洋務新政還是清末新政，和同時代的眾多官僚相比，慈禧太後並不保守，她偶爾但不總是被淹沒在頑固的逆流中。事實上，從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轉型的過程中，最高統治者本就不需要過多的激進觀念，他們隻要跟隨近代化的浪潮往前走，並對新事物、新思想、新體製保持一種善意的寬容，如日本明治天皇、俄國彼得大帝所做的一樣，曆史性的革新通常都不會遇到太大的阻力與挫折。
清末新政開啟後，正因為有慈禧太後這一政治權威的存在，包括中央與地方關係在內的整個政局才能保持相對穩定，各項新政事業也大體按部就班，平穩推進。可惜的是，歲月從不為人而停留，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後於1908年相繼離開人世，留下一個3歲的小皇帝和木訥寡言的攝政王載灃來主持局麵。這一結果無疑是災難性的，如李約翰在《清帝遜位與列強》一書中說的，慈禧太後的突然死亡，“使王朝失去了一個最能幹的人物”“失去了維係這個解體的國家的強手”。
中法戰爭法軍炮轟福州時，慈禧太後曾召集群臣，其指著光緒小皇帝說：“當你們的小皇帝長大成人而且我也死了的時候，如果他願意，他可以丟掉祖先的遺產。但隻要我有一口氣在，我就絕不會讓人們說，一個女人丟掉了祖先留給她為孩子保留的遺產。”二十來歲的載灃當然不能和慈禧太後幾十年的威信相比，嘩啦啦不到三年，大清王朝便轟然倒塌——反正慈禧太後是看不到了。
“精於治術而昧於世界大勢”，這是目前學者們給慈禧太後還算公允的評價。在近半個世紀的執政中，慈禧太後維護大清王朝的統治，這是她個人的成功；但是，慈禧太後畢竟是個女人，她以女人的方式統治了這個古老帝國，在這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背景下，其當政雖說是名分所定、順其自然，但又何嚐不是一種極大的災難。總體而言，慈禧太後失敗了，她沒有把中國帶入近代化的門檻，這是她的個人悲劇，也是整個國家與民族的莫大遺憾。
§§後記
梁啟超曾這樣評價李鴻章，“若以中國之失政而盡歸於李鴻章一人，李鴻章一人不足惜，而彼執政誤國之樞臣，反得有所諉以辭斧鉞，而我四萬萬人放棄國民之責任者，亦且不複自知其罪也。……中國俗儒罵李鴻章為秦檜者最多焉。法越中日兩役間，此論極盛矣。出於市井野人之口，猶可言也，士君子而為此言，吾無以名之，名之曰狂吠而已。李鴻章之敗績，既已屢見不一見矣。後此內憂外患之風潮，將有甚於李鴻章時代數倍者，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鴻章其人者，亦渺不可複睹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