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熙寧二年後的三十多年來，一直是北宋王朝動蕩不安的時期。隨著王安石改革運動的興起以及深入，宋朝的統治集團公然分裂為變法派和保守派兩大陣營，他們之間的鬥爭，使北宋政局變化不定，異常混亂。在這個時候，兩派的內部又不斷地產生分裂，內訌不止，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愈發變得錯綜複雜。在這種情況下，那些心術不正的奸佞小人便乘機大行混水摸魚之事，楊畏即是其中之一。
在宋神宗元豐年間，楊畏見王安石深得宋神宗的支持，變法運動進展順利，便極力擁護王安石，支持變法。他“刻誌經術，以所著書謁王安石、呂惠卿”，由此獲得了變法派的好感，被任命為鄆州教授。在這一階段，楊畏極力“尊安石之學”，盛讚王安石的學說是“得聖人之意”，儼然以王安石的忠實門徒自居。
元豐八年三月，宋神宗病死之後，太皇太後高氏執掌朝政，以司馬光為相，疾行廢罷新法，恢複舊製。楊畏一看政局大變，也趕緊變換麵孔。元祐初年，他從夔州回到了家鄉，當時司馬光恰好也在洛陽，他生怕司馬光因為他曾鼓吹王學而貶逐自己，就用極其肉麻的語言吹捧司馬光說：“畏官夔峽，雖深山群獠，聞用司馬光，皆相賀。其盛德如此！”此後，楊畏便升為了侍禦史。
在之後的幾年中，楊畏就以“傾危反覆”的臭名而成為“百官莫不側目”，人人提防三分的無恥小人。
元祐八年（公元1093）九月，當太皇太後高氏病死後，反變法派一時之間又沒有了靠山。宋哲宗親政之後，繼承神宗的遺誌，大有恢複變法之意。慣於察看風向的楊畏敏銳地意識到政局又將發生改變，於是，便搶先出手，在這一年的十二月上書，請求宋哲宗“成繼述之道”，推行變法新政。當哲宗召見他時，楊畏又請召回章惇、呂惠卿等變法派首腦，還盛讚宋神宗變法圖強的功德及王安石變法所取得的成就。
紹聖元年（公元1094）三月，哲宗利用考進士策論的機會，讓赴考之人就行新法與行舊法的利弊發表一些意見。主考官把讚成行舊法的試卷列為上等，哲宗對此舉非常不快，又讓楊畏主持複考，結果，他把擁護行新法的試卷列為上等，把讚成行舊法的列為下等。四月，章惇被起用為宰相，他還沒有上任，楊畏就派人到蘇州與他暗中聯絡，詭稱他前些年依附反變法派的目的，就是為了利用他們的矛盾，挑動他們自相殘殺以削弱其力量。為變法派複興預作鋪墊。他還厚顏無恥地自稱是“跡在元祐，心在熙寧”，並以“首為相公開路”之功，向章惇邀賞。結果，當大量反變法人士被貶官、流放、受到殘酷的政治報複時，楊畏卻遷職吏部侍郎，不下朝堂。如果不是因為得罪了章惇，他也許還要打著最先倡導恢複新法的招牌，繼續做他升官晉職的美夢。
紹聖三年（公元1096）正月，右正言孫諤上章彈劾楊畏，其文說：“楊畏在元豐時，其議論皆與朝廷合；及元祐之末，呂大防、蘇轍等用事，則盡變其趨而從之；紹聖之初，陛下躬親總攬，則又欲變其趨而偷合苟容；天下謂之‘楊三變’。”此章一出，楊畏的政治生命便在眾人的笑罵之中宣告結束。
說楊畏“三變”，僅是指其政治投機而言，如若察其待人處世的言行，其變又何止三回？
元祐初年，楊畏投靠反變法派之時，曾經對司馬光極盡阿諛之能事；但是司馬光屍骨未寒，他就指責其“於政事未盡”。他曾經一度結好於蘇轍，為了讓蘇轍入相而上下活動，但是，一看到蘇轍已入相無望，他便立刻翻臉不認人，“複上書詆蘇轍不可用”。他又對呂大防極力討好，使得呂大防將之視為親信，不斷提拔、重用他，但是形勢剛剛開始有一點變化，他就“首背大防”。呂大防被罷相兩個月之後，章惇入相，楊畏避開百官，與其密談，“語多斥大防”，有人看到了他對呂大防落井下石這一幕，感歎說：“楊侍郎前日諂事呂相公，亦如今日見章相公也”。但楊畏在章惇的懷抱裏呆了沒幾天，就又投向章惇的對手李清臣、安濤一邊。
誰得勢楊畏就阿諛奉承投靠誰，楊畏這樣的阿諛奉承的小人是靠不住的，更不能重用。
30阿諛逢迎者是為了謀私利
對於別人的逢迎，很多人開始時也許不一定適應，但久而久之，可能就習慣了並且也越來越舒服了，不知不覺中，逢迎者就成了不可缺少的“身邊人”。其實，說白了，這些小人之所以這樣做，主要是為了謀取私利。要看清並遠離這些擅長逢迎你的小人，不要被他們蒙蔽了視聽，混淆了良莠。
《漢書·王莽傳》將陳崇列為王莽的心腹親信，又說他是“以材能幸於莽”。觀其行事，可知陳崇的才能，主要是媚上之才、逢迎之能。
元始二年的時候，王莽的女兒被漢平帝聘為皇後。這本來是王莽為了鞏固自己地位而精心策劃的一個陰謀，但是那些追逐名利的無恥之徒卻把它看作是一次攀龍附鳳的好機會，於是，紛紛爭相上書為王莽歌功頌德。陳崇本人寫不出稱心的奏章，卻想出了一條請人代筆的“妙計”。他找來了號稱是“博通士”的友人張竦，讓他炮製出一篇長達2500字的“稱莽功德”的奏章，然後署上自己的名字呈遞給元後。這篇出自名家之手的奏章，果然是不同凡響。它廣征博引，把一切美麗辭藻都用來吹捧王莽的功德，說他“折節行仁，克己複禮，拂世矯俗，確然特立；惡衣惡食，陋車駑馬，妃匹無二，閨門之內，孝友之德，眾莫不聞；清淨樂道，溫良下士，惠於舊故，篤於師友”。簡直成了封建道德所提倡的一切美德懿行的典型和化身。奏文中還曆數王莽“建定社稷”的豐功偉績，慨歎自己能親臨其時是不虛此生。認為王莽堪稱是空前絕後的聖人，任何封賞都不足以當其功德於萬一，要求元後效仿成王封周公的故事對王莽加封行賞。這篇奏文一出，他人的奏章頓時顯得黯然失色，陳崇為此很是風光了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