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孫思邈醫德思想的感召下，一些醫家在為患者解除病痛時，還能設身處地地為病人著想，全心全意地為患者服務，不圖錢財，不求回報，贏得了人們的尊敬和頌揚。唐代醫家郭常，就是這樣一位熱心為人治病，不求非分之報的高人。他所處的饒州是一個商業活動非常活躍的地方，有一位經營各國貨物的當地巨商患了重病，請遍了遠近的名醫也未能治愈。當郭常告訴他自己可以治愈時，這位商人喜出望外地答應以五十萬貫家財作為酬謝，請求郭常診治。郭常便把商人留了下來，經過一個月的治療，就徹底治愈了商人的疾病。之後，商人便要將所許的錢財如數付給郭常，可郭常卻無論如何也不肯收下。以致商人還誤以為郭常是嫌給的錢太少，郭常反問道：我並不是嫌錢太少，我計算所用藥物的價值和我付出勞動的代價，連一千貫錢也不到，要是我收了大量的不義之財，難道不會引來大禍嗎？所以郭常最終也沒有接受任何非分的酬謝。事後，有人嘲笑並指責郭常，可郭常卻解釋說：做買賣的人常常一分一文地算賬，把錢財看得甚至比生命還要重要。我如果一下子拿走了他五十萬貫財產，他的心情怎麼能夠平靜下來？況且，他的疾病也是剛剛痊愈，要是受了這樣的刺激，豈不是會加重，以至於送掉性命了嗎？我怎麼能做這種喪盡天良的事呢！（事見唐·沈亞之《沈下賢文集》）
郭常的可貴之處，即在於他能夠換位思維，充分體會到了患者的思想實際。這種做法本身就包含了儒家“忠恕之道”的精神，是與孫思邈“誓願普救含靈之苦”的人生理想一脈相承的。故事的記述者沈亞之在飽含感情地講完郭常的事跡後，還將其與那些“為邦有土”之臣，一心搜刮錢財、毫無羞恥和慚愧之心地掠奪饑民之食的醜惡行徑相對照，進一步烘托了郭常的“好仁之德”，使之得到了應有的美譽，千秋萬代，永遠傳揚。
為了解除患者的疾苦，品德高尚的大醫絕不是一天到晚地坐在家中，等待患者拜訪，而常常是送醫上門，積極主動地為患者服務。金代醫家劉完素非常關心並重視百姓的疾苦，長期堅持送醫送藥上門，為病人服務。有一天，他出診路經河北保定，遇到一戶人家正在為一位因難產而死的婦人舉辦喪事。當觀察到從棺材中流出的鮮血後，劉完素便判定該婦人並未真正死去，懇求其家人開棺搶救。他首先針刺婦人的湧泉穴，使婦人漸漸有了生氣，慢慢地蘇醒過來；接著又針刺合穀，使其生出了胎兒，並且母子平安。這就是民間傳說的“一針救二命”的故事。這樣轉悲為喜，並且雙喜臨門盛事，似乎是從天而降的福祉，其實卻全賴大醫全心全意為患者解除疾苦的高尚品德與其起死回生的神功。
“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震亨盛名遠播，平日從四麵八方來請其出診者絡繹不絕，可朱震亨卻從不怠慢，總是有求必應，每請必到。即使遇到雨橫風狂的惡劣天氣，他也總是在所不辭，照樣前往。對一些家境貧寒的患者，他常常免費贈藥。有一位貧窮無依的寡婦，不幸患上了麻風病，痛苦無告。朱震亨在見到這位患者時，惻隱之心油然而生。他考慮到患者無力買藥，便親自備辦藥物為其治療，不求分文報酬，並以其精湛的技術控製了病情，使之再也沒有複發（事見元末明初·戴良《九靈山房集》）。
清代醫家陳修園盡管擔任著直隸總督的要職，公務繁忙，但卻時刻不忘他醫生的本行，常常在工作之餘為患者診脈開方。有一年，直隸一帶疫病流行，患者呻吟無奈，醫生束手無策，村村寨寨毫無生氣。身為一方“諸侯”，陳修園一麵組織人力物力，積極布置防疫治病工作，一麵奔赴疫區，進行督查指導。由於日日操勞、處處奔波，他也感染了瘟疫，臥床不起，但一想到還有許多患者等著治療，他便不忍安心將養自己的疾病。同時，由於自己患病，使他對群眾的疾苦更有了切身的體會，對病邪有了更清的認識，於是他便在病床上開展了研究工作，終於找到了對付疾病的方法。為了使更多的患者得到正確的治療，他掙紮著在床頭口授醫方，委托他人將其送到患者之中，使無數患者得到了救治（事見趙爾巽《清史稿》）。
當然，這種把患者疾苦當做自己疾苦、頑強攀登醫學高峰、注重儀表風度、不顧個人安危、無私奉獻的精神和作風，也是孫思邈之前許多醫家醫事活動的思想基礎。除了我們前麵講到的秦越人、淳於意、郭玉、張仲景之外，還有以醫治病，以粟賑災，迎來“杏林春風”的三國神醫董奉；身患殘疾，發憤圖強的魏晉針灸大家皇甫謐；“不遠千裏，竟往從之”，盡心救治病人的北魏醫家李修……披覽史冊，真是代不乏人。然而，在孫思邈的《大醫精誠》、《大醫習業》等係統論述醫德問題的文章問世之後，這種精神和作風則更加引起了人們的重視，逐漸成為眾多醫家的自覺行動。因此，孫思邈在醫德建設方麵作出的成就，是功不可沒的。
二、孫思邈的醫德理論為規範醫事活動發揮了重大作用
孫思邈的醫德思想不僅在倫理學上很有價值，而且也包含了行為學的意義，對於爾後一千多年的醫事活動發揮著重要的規範作用。許多有誌於醫的人士，都是懷著聖潔之心，閱讀著《大醫習業》和《大醫精誠》而步入醫道的。我們完全有理由可以這樣說：是孫思邈“普救含靈之苦”的人生理想召喚他們去獻身醫學事業，是孫思邈“博極醫源”的治學態度激勵他們去不懈地追求真理；孫思邈的大醫風度給他們樹立了光輝的榜樣，孫思邈提出的希望和要求成了他們醫事活動的行為規範。
建立於正確的人生觀之上的倫理觀念，必然會對社會生活產生一定的反作用；而當其成為一定的社會組織或社會群體所約定俗成的行為規範之後，其影響力將會更加重大，必然會在一定程度或一定方麵與社會法律共同發揮協調穩定社會關係的重要作用。中國古代儒家的倫理觀念與其行為規範之於長期的封建社會所產生的影響，以及馬克思主義的倫理觀念與其行為規範之於中國現代社會主義社會所起的作用，都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
我們知道：當社會發展到一定的文明階段之後，道德與法律便成為統治階級用來協調社會關係、處理社會矛盾的兩種殊途同歸的必要手段。《禮記·儒行》中說：“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這些話以形象而又富含哲理的語言，評價了周文王與周武王的兩種各具特色的治國之道。其中一張一弛的文武之道，早已被人們用來說明道德與法律的關係。在最為理想的社會中，“文”與“武”是珠聯璧合、彼此協調的關係，二者各自既不會消極怠工，也不會越俎代庖，常常就像兩條位相相反的波形線的變化規律一樣，彼此消長。然而，由於受一定的社會存在的客觀條件所製約，中國在漫長的封建社會，有關醫事的法律製度卻一直沒有被製定頒布出來，因而在協調處理醫患關係、規避解決醫事糾紛等醫事活動方麵，主要是憑借以醫德為主的所有社會道德體係來發揮作用的。從某種意義來說，傳統醫德在一個相當漫長的曆史時期內發揮著道德與法律雙重的職能。18世紀法國啟蒙時期傑出的思想家孟德斯鳩，在對中國封建政體的特質做了一定的研究之後指出：在中國“習慣、風俗、法律和宗教就是一個東西”（《論法的精神》）。從這裏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對中國封建社會法律的特殊性還是有一定的認識的。
正因為上述原因，在醫學領域中，孫思邈的醫德理論便越來越受到社會上下各階層人士的高度重視，並且不斷地被一代又一代的醫家繼承和發展。如果曆史地去看這種繼承和發展，我們是會感到鼓舞的。其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們的繼承和發展，使原本就深刻博大的醫學倫理體係條理更加清晰、表述更加嚴謹，並且與醫學工作的實際結合也越來越緊密，甚至除了在程序上尚未得到統治階級認可，並由國家正式頒布，以國家強製力保障其實施之外，已經可以說它是規範醫事活動的法律了。
盡管如此，但它畢竟還隻是道德範疇的東西，因而其規範作用也主要是通過社會輿論的力量來實現的。讓我們從醫史中摭拾一些事例對此予以說明：
據南宋·張杲《醫說》記載：北宋徽宗宣和年間（1119-1125年），有一位年輕漂亮的女子，將醫生何澄請到家中為其丈夫看病。她把何澄領進密室，告訴何澄說她的丈夫已久病在床，為了給丈夫治病她已經把家產全部賣光了，無力支付診藥費用，答應以身酬謝。何澄聽到後即正色批評了這位娘子，認為這樣做不僅是他自己和這位娘人格的汙辱，也是對天理道德的蔑視。盡管如此嚴厲地教訓了這位娘子之後，但何澄也充分體會到了她的難處，不要分文為她的丈夫治愈了疾病。由於何澄具有不乘人之危、不貪女色、救貧扶弱等美德，便得到了當時社會輿論的頌揚，並進而得到了某種社會分配的獎賞。
然而也有一些在個人修養上存在這樣那樣問題的醫生，其作風也使他們嚐到了咎由自取的滋味。據清·陸以湉《冷廬醫話》記載：蘇州曹某人形象長得很是不凡，醫名也倒是四裏八鄉地傳揚不斷，可他卻為人勢利，在窮人麵前把自己看得十分了不起，誰想請他都比登天還難。有一位富翁待字閨中的千金小姐偶然患了疾病，富翁便派下人去請曹某。這位下人平素就恨透了趨炎附勢的曹某，便欺騙他，說是他家小姐懷了孩子，現在回娘家將養。吳地當時的風俗是，貴族女子不能與陌生男人相見，醫生必須隔著帳子把脈診斷。由於曹某上了下人的當，在草率地把脈後便漫不經心地說小姐是胎氣不順。富翁當時就驚駭不已，為了弄清真相，第二天又把曹某請到家中，讓公子假裝成小姐，隔著帳子使曹某複診。曹某被蒙在鼓裏，仍說是胎氣不順。這時，公子揭開帳子，怒罵道：我是男人，還能有胎氣嗎？你汙辱我還罷了，汙辱我姐姐卻絕不能饒恕。說罷，便指使下人將曹某打了個半死，並對其極盡羞辱之能事。從此，這位醫林敗類便落了個身敗名裂的可恥下場。這個故事，從反麵說明了提高醫生的品德修養，嚴格規範醫事活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通過以上正反不同的兩個方麵，我們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能夠繼承和發揚孫思邈的醫德，並把它很好地落實到醫療工作之中，全心全意地為患者服務，以精湛的技術解除患者的疾苦，就一定會作出成就，得到大眾的頌揚，名垂青史；要是違背了孫思邈的要求，隻顧自己的功名財利，不關心患者的痛癢，甚至不惜殘害患者的性命，就必然受到人民的唾棄，遺臭萬年。
第四節 傳統醫德的繼承與揚棄
一、“去粗取精，去偽存真”仍是應該采取的正確態度
如前所述，孫思邈的醫德思想中富含著中國古代文化傳統的優秀成分，然而，由於它畢竟是建立於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之上，受到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封建文化深刻影響的倫理觀念和道德規範，因而就毫無疑問地要帶著封建統治階級的思想烙印。因此，在繼承和發揚孫思邈醫德思想的問題上，我們不能以簡單的思想認識及粗率的做法去對待，全麵肯定和全麵否定的做法都是極其錯誤的。
研究曆史，應當曆史地去研究。對於某一曆史事實或曆史現象的認識，既不能無視其產生與存在所依賴的曆史條件，更不能為了達到某種別有用心的目的而割裂曆史，甚至竄改曆史。在繼承孫思邈醫德思想的問題上，我們也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堅決反對抱殘守缺的觀念和曆史虛無主義的認識。
由於種種原因，在一個時期之內，我們的學術界對一切曆史文化遺產都采取一概否定的態度，認為凡是封建社會的東西都是落後的，甚至是反動的。孫思邈醫德思想也毫無例外地被當做封建迷信來對待，使之受到了相當嚴重的衝擊和批判。一時之間，為所有患者解除疾苦的奉獻精神成了不講階級路線的糊塗觀念，認真鑽研醫療技術的行為被視為走“白專道路”，一些學有專長、醫術精湛的專家也被戴上“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在這種情況下，關係著廣大人民群眾生命健康的醫療衛生事業受到了極其不良的影響，甚至遭遇史無前例的衝擊。因此，我們必須認真總結這個教訓，重視民族文化的優良傳統，繼承並發揚孫思邈的醫德思想，使之繼續為我們現代的醫療衛生工作發揮積極的作用。
然而，在如何對待傳統的問題上，那種把全人類科學文化的成就置若罔聞，對科學文化的最新進展視而不見，坐井觀天，孤芳自賞，陶醉在祖先的輝煌成就中不思進取的做法也是極其錯誤的。因此，我們要堅決摒棄抱殘守缺、敝帚自珍的陳腐觀念，要毫不可惜地揚棄舊的倫理道德中消極落後、封建迷信、玄虛晦澀等與我們的時代精神極其不協調的消極成分，決不能讓這些消極成分在新的環境中蔓延滋長，對我們新時代的精神文明建設造成不良影響。孫思邈醫德思想中也存在著一些封建迷信，甚至落後的成分。對此，我們一定要有清醒的認識，並且要堅決地予以剔除。隻有這樣才能真正有效地繼承並弘揚孫思邈的醫德思想；而那種不加分辨地將其中落後消極的成分，也當做“國寶”、“國粹”一概頌揚擴張的做法，就像聽任，甚至慫恿病邪在機體內任意發展蔓延而危害健康和生命一樣，必然會使這種良好的倫理體係無可挽救地走向死亡。
二、積極借鑒孫思邈醫德理論，進一步加強醫療衛生工作的法律製度建設
目前，從國內來看，我們醫療衛生工作的法律製度建設已經步入了正軌，並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從國際形勢的影響來講，中國加入世界衛生組織、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組織之後，在與各國醫療衛生機構的廣泛接觸之下，在中醫走向世界的時代潮流之中，醫療衛生行業的立法建製工作的迫切性更顯突出。而要做好這一工作，我們除了要積極借鑒國外的先進經驗，還必須從中國已有的醫事行為規範中吸取一些既符合中國實際，又與當前時代精神相融，且能與國際行業接軌的有效成分。在總結吸取中國已有的醫事行為規範的工作中，孫思邈醫德理論仍然是我們應當非常重視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