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述精神的支配下，為了考查采集藥物、研究探討醫理、診斷治療疾病，孫思邈常常跋涉於太白、終南、巴山、峨嵋、太行等崇山峻嶺之上，奔波在陝、川、晉、豫等遼闊地域之間；穿梭車水馬龍的城鎮，奔走風雨瀟瀟的荒郊；從風華正茂的青春歲月，到比壽彭祖的白首之年，他一直都把“普救含靈之苦”的理想自覺地落實到實踐中，為民眾的健康事業無私奉獻，兢兢業業，不辭劬勞。一千多年的歲月不知蕩滌了多少風流人物的功名成就，可孫思邈“藥王”的美名卻千古傳揚。
二、注重自身修養，儀態莊重大方
無論是從事什麼工作的人，都必須講究一定的風度氣質、儀容姿態。用現代的時髦話來講，就是要重視職業形象。然而，因為醫學是百姓性命之所托，醫生是幫助患者戰勝疾病、恢複健康的使者，所以醫務工作者對自身的形象必須有更嚴、更高的要求。為此，孫思邈在全麵、透徹地論述了樹立“普救含靈之苦”的宏大誌向的基礎上，還對醫生在風度、表現等方麵的問題進行了探討，提出了一些如何樹立良好形象的具體做法。
孫思邈首先要求從事醫學工作的人要有莊重大方、專注沉穩的風度氣質，他指出：“夫大醫之體，欲得澄神內視，望之儼然，寬裕汪汪，不皎不昧。”（《備急千金要方·大醫精誠》）從現代行為學的角度來說，一個企業員工的風度氣質及其禮儀表現，時時刻刻都代表著該企業的整體形象。從此可見，孫思邈對醫生在形象方麵提出了高標準、嚴要求是十分必要的；而他在一千三百多年前就能密切重視這個問題，並對其進行了如此詳細地論述，則更是難能可貴的，也是我們應當予以充分肯定的。
在中國古代，對頗具修養、學識淵博、技術精湛的醫生一直都有“儒醫”的說法，有時也把這種說法用做對醫生的最崇高評價。那麼，為什麼要把“儒”與“醫”聯係起來呢？
要弄清這個問題，我們還得從“儒”字的涵義說起。探索本源，其主要闡釋有：（1）西漢·韓嬰《韓詩外傳》雲：“儒者，優也。儒之為言無也，不易之術也。”（2）西漢·揚雄《法言·君子》雲：“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3）東漢·許慎《說文解字》雲：“儒，柔也，術士之稱。從人，需聲。”（4）《禮記正義·儒行》引東漢·鄭玄《目錄》雲：“儒之言由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5）《後漢書·杜林傳》注引東漢·應劭《風俗通》雲：“儒者，區也，言其區別古今。”盡管各家注釋不盡相同，但歸納起來，訓為“柔”或“濡”，皆與“儒”音近而義通，且許慎又曰“從人”，則似與“術士”有關。揚雄更將其與“伎”相對而言，其為人的一種類型似更為明顯；韓嬰、鄭玄、應劭之注，也顯然是從人的行為或品格入手，其所訓之“柔”、“優”、“濡”，似均與人的行為方式或品格傾向有關。
概括起來，我們似乎可以這樣說：所謂“儒”，主要是指用柔順漸進的方式以得到濡染教化之功效。至於以這種方式和目的用世的“儒者”，近人胡適認為是“殷民族之教士”（見《說儒》）；郭沫若則說：“儒，應當本來是‘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們的專號。”（見《駁“說儒”》）馮友蘭又說，儒是“靠教授典籍為生，還靠在婚喪祭祀及其他典禮中‘相禮’為生”的人（見《中國哲學簡史》）。我們不用去管這樣的“儒者”的地位是高是低；在修養上是“通儒”，還是“俗儒”。總而言之，他們是一些受過良好教育、具有一定學識、講究禮儀、注重風度的人。後世“儒醫”的說法，即偏重於風度氣質的表現。
長期以來，人們將這種修養風度與醫生聯係在一起，跟孫思邈對醫學工作者所提出的要求，以及他本人在這方麵的出色表現不無關係。這種情況，本身就充分說明了提高醫務工作者自身修養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三、要態度謙和，博采眾長
孫思邈記取了古聖先賢“滿招損，謙受益”的遺訓，並且立足於醫學工作的實際，總結了“古來醫人皆相嫉害”的曆史教訓，研究了同行之間彼此妒忌對治療工作的嚴重危害，提出了醫生必須互尊、互學、互助的要求。孫思邈對那些偶然治好了一個病人，就趾高氣揚，把自己看成是天底下獨一無二的人才的淺薄之輩，進行了尖銳的批評；並把同行間相互猜忌、彼此拆台的惡劣作風比喻為難以治除的膏肓之疾。他認為：如果不徹底改變這種習氣，就不僅容易擾亂病人的心理，使其難以判定誰是誰非，造成貽誤疾病的禍害，甚至還將釀成醫生之間互相殘害的悲劇。
當然，同行之間的互尊、互學、互助，並不是不能開展批評，更不是要對權威盲從或迷信；相反，孫思邈非常提倡開展學術討論，鼓勵向權威挑戰的精神。他本人在這些方麵就有不凡的表現：（1）對醫學界的各種不良現象進行無情地批判；（2）對同行學術上的缺點與不足積極地開展批評：（3）對《黃帝內經》、《神農本草經》等醫學的經典著作也不盲目信從，對其中的存在問題大膽地予以澄清，對其未備之處也能進一步地完善和補充。
在金銀珠璣、綾羅綢緞等財寶，以及樂舞、美食等享受麵前的表現，常常能夠反映出一個人品德修養的有無及其水平的高低。在這一方麵，孫思邈也沒有忘記對醫學的從業人員提出諄諄告誡。他指出：醫生“到病家，縱綺羅滿目，勿左右顧眄；絲竹湊耳，無得似有所娛；珍饈迭薦，食如無味；醽醁兼陳，看有若無”（《備急千金要方·大醫精誠》）。至於對那些憑借醫術，一心謀取錢財的醫林敗類，孫思邈則更是深惡痛絕，並且以陰陽報應的觀點，給以憤怒的詛咒。他要求醫生，要經得起物質利益上的考驗，不能為了自己的名利及享受去做天怒人怨的事情；而要時時刻刻把患者的痛苦放在心上，積極主動、切實有效地為患者解除疾苦。
四、不斷探索，囊括真頤
孫思邈刻苦鑽研、努力創新的精神，確實是令人非常敬佩的。他一生勤奮治學，從不放任懈怠。從青衿之歲到皓首之年，他一直酷愛醫學，常常手不釋卷。他認為在學問上能不能取得成就不全在於天分，而重在後天的努力，重在“窮微盡性”的治學態度和頑強拚搏的奮鬥精神。他在《千金翼方·序》中自述道：“餘幼智蔑聞，老成無已；才非公幹，夙嬰沉疾；德異士安，早纏尪瘵。所以誌學之歲，馳百金而循經方；耄及之年，竟三餘而勤藥餌。酌華公之錄帙，異術同窺；采葛生之玉函，奇方畢綜。”正因為有這種“博極醫源”的奮鬥目標、堅忍不拔的拚搏精神、老而靡倦的頑強意誌、博采廣搜的治學方法，他才把華佗、葛洪等古代醫家的醫學理論和醫療技術都變成了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並在此基礎上不斷提高，作出了更大的成就。
醫道難精，必須不斷探索。孫思邈在《備急千金要方·大醫精誠》一文的落筆開篇之處，就借用東晉學者張湛的話發出了“夫經方之難經，由來尚矣”的感慨，繼而便從人體生理上之血脈運行的高低深淺、肌肉皮膚的厚薄、筋脈骨骼的剛柔，病理上之脈象的伏沉弦緊、症狀與本質的逆順參差等諸多方麵，全麵細致地論述了醫學問題深刻奧妙的特點，並給淺嚐輒止者敲響了永遠拚搏的警鍾，以鼓舞他們發揚再接再厲的精神。在追求知識的道路上，不斷的否定自己就是提高。孫思邈從來不隱瞞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掩蓋自己的無知和失敗；相反，他非常善於把這些東西擺出來，以便總結教訓，並給同行以前車之鑒。他曾說自己在開始治惡疾大風時，“瘥者十分有一”（《千金要方·痔漏惡疾大風》）；在治狂犬病時，“死者不一”（《千金要方·備急蛇毒》）。實踐證明：這種嚴於解剖自己的精神和善於總結教訓的態度，一直是獲得成功的法寶。
在學問上要想登堂入室，入室睹奧，還得打破傳統，挑戰權威。孫思邈從不迷信教條，囿於所謂權威人士，甚至古代聖人的束縛之中，而是對他們的缺點和錯誤進行大膽地披露和糾正，對其以前學術研究上的空白與醫學典籍中的缺漏則積極地予以補苴。如：對魏晉以來，長期泛濫的以縱欲為養生之道的錯誤認識，孫思邈以科學的態度進行了嚴肅地批判；對張仲景的學說在充分肯定其“特有神功”的同時，孫思邈也發出了“造次難悟”的感歎，並在《千金要方》及《千金翼方》中對其做了大量的發微掘奧的工作；在臨床各科疾病的診治方麵，他更重視結合實際，進行深入研究，對於前代名家存在的不足和錯誤積極地進行彌補和糾正等。
對於那些滿足於一知半解、不去深入鑽研醫術的膚淺之輩，孫思邈則提出了嚴肅的批評。告誡他們不要幻想上帝賜予自己什麼神奇的醫術，而要堅持不懈地刻苦學習，要腳踏實地地努力探索。孫思邈還用生動的事例教育他們，說道：“世有愚者，讀方三年，便謂天下無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無方可用。”（《備急千金要方·大醫精誠》，下同）通過這樣的事例，孫思邈又進而要求醫生，要“博極醫源，精勤不倦，不得道聽途說，而言醫道已了”。
性命所托，必須掌握真要。孫思邈認為醫學不僅是關係患者生死存亡之道，也是很難掌握的至精至微之事，若是不以高度負責的態度對待醫學事業，不以認真細致的思維方法探索醫學道理，不以精細熟練的手段運用醫術，在臨床治病時是極其容易出現危險情況的。對那些敷衍了事、倒行逆施地治療疾病的醫生，孫思邈非常嚴厲地警告說：“若盈而益之，虛而損之，通而徹之，塞而壅之，寒而冷之，熱而溫之，是重加其疾，而望其生，吾見其死矣！”（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大醫精誠》）所以，似是而非的認識、模棱兩可的診斷、不負責任的治療，都可能造成嚴重的禍患；而要避免這種禍害，作為醫生，必須在思想上對此予以高度的重視，把診治疾病的各個環節的技能都要掌握在手。
然而，在孫思邈所處的隋唐時代，要想真正學到醫學知識，掌握治病本領，是要受到一定的條件製約和各種不利因素的影響的。這些製約條件和不利因素，從學術角度概括起來講，主要有這樣幾個方麵：（1）醫學典籍嚴重散佚和失傳。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非常眾多而又複雜的，但它是當時的客觀現實，並且也是製約醫學繼承和傳授的不利因素卻是可想而知的。明·趙翼《廿二史劄記》所總結的“載籍散佚，曆梁、唐數十年未潰於成”，以及前述孫思邈本人直到晚年編寫《千金翼方》時，才見到了《傷寒論》較為完善傳本的事實，就是很能證明這一點的；（2）社會用人製度和價值取向。盡管《素問·靈蘭秘典論》中早就視醫學為“精光之道，大聖之業”，南朝的褚澄更把它看得與關係社稷存亡的用兵之道同樣重要，明確指出：“用藥如用兵，用醫如用將”（南朝·褚澄《褚氏遺書》）；然而，由於隋唐的統治者在用人製度上一反魏晉以來保護士族特權的九品中正製，實行科舉取士，在大大地激發中下層知識分子對功名祿位的幻想與追求的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助長了古已有之的輕視醫道的思想，使醫生的社會地位相對顯得更低，並由此而造成醫道從業人員的素質越來越低的惡性循環。“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是當時的普遍現象（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因此，當時就有人頗有感慨地寫詩說：“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即便如此，許多人還寧願在這耗費青春、消磨意誌的名利場上拚搏，卻很少有人甘願獻身醫學事業；（3）學術風氣本身的問題。由於種種原因，在封建社會相當漫長的時期內，醫學領域百家爭鳴的正常氣氛一直相當淡薄；保守封閉的觀念和父子師徒的傳承方式就像套在醫學頸項上的枷鎖，嚴重影響和製約了它的繼承和發展；（4）曆史發展階段與客觀條件。這一點不必贅述。
由此可見：在這樣的情況下，要想學到醫學的真諦，掌握較強的技術本領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需要在物質利益上作出犧牲，在探索鑽研的道路上付出更多辛勤與汗水的。孫思邈不僅清醒地認識到了這個問題，並因此而對有誌於醫道和正在從事醫學工作的同行提出了真誠的勉勵與嚴正的警告，而且他本人一再辭去隋唐幾代皇帝的征召，一生安貧樂道，其普救眾生、無私奉獻的行為為人們樹立了典範。
第三節 孫思邈醫德理論對後世醫家的重大影響
一、孫思邈為後世醫家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由於孫思邈學識淵博、醫術精湛、品德高尚，因而在當時就盛名遠播，受人尊敬，對同時代的醫林同道在諸多方麵，特別是在品德修養上有著良好的熏陶，而且其風化教育作用還不斷隨著源遠流長的祖國醫學江河之波濤，在藍天白雲之下的神州大地上熠熠閃光，對後世的醫家產生了重大影響。品德修養，說到底並不是什麼抽象的東西；它常常表現為生活中可以感受、可以體會的鮮活事跡。下麵，我們不妨從古代書籍中鉤摭一些醫家的故事，借以展示孫思邈醫德品德被千秋的影響力。
據唐·薛用弱《集異記》記載：唐代的狄仁傑（607-700年）不僅喜歡醫藥，而且擅長針刺技術。顯慶年間（656-661年），當他路經關中華州時，發現一堆人聚在一起，像是在看熱鬧似的，便駐馬上前探望。他看見人堆中央樹著一塊高大的木牌，上麵寫著“能療此兒，酬絹千匹”幾個大字，再上前細看，一個約摸十四五歲的少年躺在木牌之下，很有痛苦無奈之狀。原來，這個少年鼻端生有一個拳頭大的瘤子，隻要輕輕一碰就會引起鑽心的痛楚，時下已經眼睛翻白，性命危急。狄仁傑在一旁略一思索，就走上前去說道：我能治好他的病。患兒的父母親屬激動得跪在地上請求施治，並立即送來了成匹的綾羅綢緞以表心意。狄仁傑將少年輕輕扶起，以銀針刺其腦後某穴一寸多深，然後詢問其針感情況。當針感循行到病位時，狄仁傑便猛然拔出針具；而此時少年鼻端的瘤子也應手而落，眼仁也一下子恢複得黑白分明，就像是沒有生病一樣。少年的父母及親屬感激涕零，欣然獻上了所許的財物。狄仁傑卻笑道：我是可憐這孩子性命危急才動手治療的，並不是為了以醫術來謀取錢財。他謝絕了主人的一切禮品，騎上駿馬，揚長而去。
狄仁傑與孫思邈基本上是同一時代人，小孫思邈26歲。狄仁傑在唐高宗時曾為大理丞，經常出入朝廷；而孫思邈也很得唐太宗與高宗的禮遇，不時進出宮掖。同時，既然狄仁傑也雅好醫術，那麼他在醫學領域的一些方麵——當然包括醫德修養方麵，受到孫思邈一定的影響自然是情理中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