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七日，為牽牛、織女聚會之夜……是夕，婦人結彩樓，或以金、銀、□古為針，陳瓜果於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網於瓜上，則以為符應。
唐時乞巧仍以七孔針為主（最精致的是九孔針），據《唐六典·中尚署》：“七月七日進七孔金鈿針”以為製度。內宮每年都舉行十分隆重的乞巧活動，《開元天寶遺事》記載：“宮中以錦結成樓殿，高百尺，上可以勝數十人，陳以瓜果酒炙，設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嬪妃各以九孔針、五色線向月穿之，過者為得巧之候，動清商之曲，宴樂達旦，士民之家皆效之。”當然，宮中乞巧如此竭盡奢華，士民之家哪裏能效從？民間乞巧活動還是比較樸素的，富貴一些的人家也就是設個香案，擺些時令節物如“乞巧果子”之類罷了，然後便穿針引線，比賽心靈手巧。如果是獨自進行，那便屬於自測巧慧。祖詠《七夕》詩寫道：
向月穿針易，臨風整線難。
不知誰得巧，明旦試相看。
夜闌更深，滿天星鬥烘托著織女星神，在通宵達旦的一穿一引中，婦人女子們默默地敞開心扉，企圖得到那神秘的智巧之光。實際上，機械單一地重複日常生活中嫻熟的動作，使絮線穿過針眼還是比較容易的，“家家乞巧望秋月，穿盡紅絲幾萬條”（林傑《乞巧》），雖然一夜下來彼此有多少之分，但幾乎人人都得到心智巧慧的安慰。唐代七夕婦女們除了穿針引線的乞巧外，還進行專門的“卜巧”活動。《開元天寶遺事》記載了具體的方法：宮女“各捉蜘蛛閉於小盒中，至曉開視蛛網稀密，以為得巧之候。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民間亦效之”。《金門歲節》載：“七夕乞巧，使蛛絲結‘？’字”（《歲時廣記》卷二六引》）。就是說，如果蜘蛛遊絲，其狀依稀為字，那便是巧智的吉兆。這一風俗活動在唐詩中亦有反映，如竇常《七夕寄懷》雲“露盤花水望三星，仿佛虛無為降靈。斜漢沒時人不寐，幾條蛛網下風庭。”看來這“卜巧”最使人癡迷，為了將蜘蛛遊絲的情狀看個真切，竟不惜通宵守候在庭院，然而這種以癡愚而求智巧的結果必然是無端的幾人歡喜幾人憂。
宋代七夕期間到處是一派節日氣象，據《東京夢華錄》卷八記載，七夕前三五日，汴京已是車馬盈市，羅綺滿街了。人們旋折未開的荷花做成並蒂蓮的形狀，取玩一時，提攜而歸，路人見了無不嗟愛羨慕。隨著都市經濟的發展，七夕還出現了專門的“乞巧市”，專賣摩？羅（一寫作磨喝樂，是一種泥塑巧兒）、花瓜、酒炙、筆硯、針線等乞巧物。麗京、保康、閶闔門外，睦親、廣親宅前皆有此市，而以潘樓街最稱繁華。值得一提的是，宋代乞巧一改唐代那種民間宗教化的氣氛，增加了許多娛樂的成分，使七夕節日顯得豐富多彩。七夕之前，高門貴族之家在庭中紮起彩樓，謂之“乞巧樓”，一般人家也得趕著用竹木或麻稈編紮成棚，裝飾一番，名為“乞巧棚”。七夕之夜，“婦人女子，至夜對月穿針？杯盤，飲酒為樂，謂之‘乞巧’。及以小蜘蛛貯盒內，以候結網之疏密，為得巧之多少。小兒女多衣荷葉半臂，手持荷葉，效顰摩？羅”，一派濃厚的市民風情。另外這時七夕還出現“時物追陪”的象征活動，即預先用黃蠟模製好牛郎、織女塑像及鳧雁、鴛鴦，魚、龜、蓮荷等成雙成對的物像，彩繪金縷，至七夕置於水中供奉牛女星神，謂之“水上浮”。《致虛雜俎》記載當時七夕女子“共剪輕彩，作連理花千餘朵，以陽起石染之，當午散於亭中，隨風而上，遍空中如五色雲霞，久之方沒，謂之渡河‘吉慶花’，藉以乞巧”。這些都是在城市手工業生產勃興的基礎上而產生的新的市民化的審美情趣，標誌著婦女的乞巧活動向著藝術方向發展。
明清兩代保留了唐宋七夕對月穿針乞巧的習俗。《海虞風俗竹枝詞》雲：“七夕相沿乞巧風，秋閨姊妹笑聲通。阿儂欲博針神著，度線穿針學女紅。”明月朗照之下充滿了女性的歡樂。卜巧除保留了觀蜘蛛遊絲結網的形式外，還出現了一種新的方法，巧。七日前夕，盛一盆水放到庭中露夜，天明後經日曬水麵結成膜狀（亦有七夕中午盛水曝日的），婦女們各取一枚繡針投入，針浮於膜麵，這時便看水底繡針投影，有呈雲壯、花狀、鳥獸狀或鞋狀、剪刀狀、水菜狀者，便認為是乞得了巧，如其影粗如棒槌，細如絲線，直如軸蠟，則認為是拙之征象。“婦或歎，女有泣者”，十分沮喪。音篤，吳語棄擲之謂，蘇州人在進行這一活動時還為所盛之水起了一個動人的名字：鴛鴦水，揭示了七夕節自古以來所包含的相戀合歡的內蘊和兒女情長的期望。這種卜巧方法在《帝京景物略》、《帝京歲時紀勝》、《清嘉錄》和一些明清方誌中均有類似的記載，可見流傳已久，覆蓋亦廣。另外明清時期在南方一些城市，女子七夕“折細草，取浮水中，視其下所現之影狀如何”，北方農村“用盆水浮豌豆芽，觀其所示之象，定女性工拙”，都是富有地方特色並帶有了遊戲性質的“巧”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