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人歐陽氏，嫁彭澤縣王佳為妻，對婆婆非常孝敬。夫亡時歐陽氏年方十八，後撫養遺腹子，紡織為生。父母勸其改嫁，歐陽氏不從，為明心誌，她用針在額上刺成“誓死守節”四字，複以墨涅入，墨跡深入膚裏，鄉裏人稱為“黑頭節婦”。對於寡婦來說，兒子和婆婆都是心靈的寄托，青春和生命可以在撫子侍婆中全部奉獻。一旦夫亡無子，婆婆又不足以依靠，那隻有死路一條了。餘杭人李氏，少適吳江。二十歲那年，吳江與公公同年病逝，尚無子嗣，家中非常貧困。李氏靠辛勤紡織供養婆婆，仍難以溫飽。地方上有個姓黃的想媒娶李氏，重金賄賂夫家親戚出麵，以利勸誘她的婆婆，李氏不肯答應。這個親戚暗地裏又買通李氏父家，謊稱其母突發疾病，抬轎接她回去探望，李氏聞之，慌忙上轎，下轎進門才恍然大悟：這是一個騙局！果然不一會兒婆婆也來了，眾人歡天喜地，布置儀式，欲速成大禮，將生米煮成熟飯。李氏見狀，自知難逃厄運，便假裝說：“我之所以不肯改嫁，還不是擔憂婆婆老而無依嗎？既然現在婆婆應允了，我還有什麼不願意的呢？隻是自從丈夫死後，我一直沒有解帶寬衣過，現在想先洗沐一下。”又問婆婆：“聘財給了多少？”婆婆如數告知。李氏囑咐：“您帶著聘金先走吧，婆婆在前，我更從他夫多不好意思呀！”眾人聽了覺得入情入理，都很高興，敦促婆婆先回，再為李氏準備湯浴。後發現李氏閉門，久久不出，疑竇突生，奪門而入，李氏已以身守節，自縊而亡了。
在受表彰的明代節婦中，有的還是許嫁而未正式成婚的少女。如慈谿人王氏，少時嫁給陳佳，丈夫病篤，無以救之，其父母便讓王氏過門以給垂危之人一些安慰，但奉湯侍藥沒幾天，陳即亡故。王氏雖年方十七，卻矢誌不嫁。偏偏婆婆是個心眼多而刁狠的人，就是不認這筆賬，口口聲稱：“未成婚禮而守節，實在無名。”王氏答道：“既入陳氏門，又服侍過丈夫，何謂無名？”婆婆複讓兩個女兒勸說，王氏緘默不言，截發毀容，以示心誠。婆婆無法，便強行趕出，窘辱萬狀，王氏仍堅持不離陳氏之門。從此兩個小姑對王氏如待婢奴，百般欺淩。婆婆稍不順心就鞭撻棒捶。陳氏非但沒有怨言，反而自我安慰：“不逼嫁，為婢也心甘。”她每天夜裏睡在小姑床下，很快染上風濕性痼疾，她更暗自慶幸：“這樣一來，便可免逼嫁之虞了！”
在《明史·列女傳》中或稱節婦，或稱烈婦，其區別在於前者止於終身不嫁，後者敢於赴死殉節。以“禮”衡量，烈婦當然高於節婦，因而明代婦女紛紛爭當烈婦。如桐城王氏為高文學妻，文學不幸早夭，王氏悲傷不已。她父親前來吊唁，見狀便囑女兒：“不要過分悲哀，你可擇三等而行。”王氏強忍痛哭，屏息聽訓，其父說道：“第一等，從夫於地下做烈婦；第二等，去欲以事公婆做節婦；第三等，苟活於人世。”聽罷王氏毫不猶豫，決意絕食殉夫，堅閉房門不出，七天就死了。更有甚者，有的遺腹子在孕的婦女竟也不顧一切，赴死以博“烈婦”之名。如惠道昌妻白氏，年十八時夫亡，欲以死殉。此時已妊娠六個月，眾人好言相勸：“何不稍等數月，生一子延夫嗣息呢？”白氏泣曰：“不是不念及良人無後，隻是心思追及亡夫，痛不欲生，實在不能延滯須臾啊！”於是絕食七日，結束了兩個寶貴生命。
封建統治把“烈”的行為奉為實踐禮教、躬行婦德的最高境界，吸引了婦女甘做奴婢獻身殉節，而在褒揚旌彰這些婦女的過程中，道義與愚昧結合，化度出一利近乎宗教式的信仰與癡迷，直至現代文明大幕開啟之初，這些執禮為尚的婦女，一旦丈夫亡逝，仍然趨奉竟進於此途。據一九一八年七月上海報載：陳烈女名宛珍，紹興縣人，三世居上海。年十七許嫁王遠甫之子菁士。菁士於本年三月二十三日病死，年十八歲。陳女聞夫死訊，即沐浴更衣，潛自仰藥。其家人覺察，倉皇施救，已無及。女泫然曰：“兒誌早決，生雖未獲見夫，歿或相從地下……”言訖遂死。死時距其未婚夫之死僅三時而已。事出才兩天，上海縣知縣即向陳家送上一塊“貞烈可風”的匾額，並呈文請江蘇省長“按例褒揚”。一個豆蔻年華、煙花春景的少女，從未享受過愛的權利，甚至從未見過未婚夫一麵，卻被封建禮教施加了“殉節”的道德責任。香魂一縷隨風散，一抔黃土新鬼鬧，何其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