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華夏民族曾有過燦爛的女神時代，但當我們曆數文明時期的四大發明的時候，不難發現那是屬於男性的驕傲。從朝代替興到國務管理，從法律典章到貨幣製度，從文學藝術到匠作建築，每一個高聳的曆史紀念碑上鐫刻的大都是男性的名字。
雖然和英國曾出現維多利亞女王，俄國曾出現過葉卡捷林娜二世一樣，中國曆史上也曾出現過鼎鼎有名的武則天女皇。但這隻是川流不息、浩瀚無涯的政治生活中的一個短暫的片斷，是男性統治出現瞬間閃缺時的填空，而且就其本質來說，在這個曆史的瞬間，她也絕不是以女權代表的身份出現在政治舞台，而是以一個地道的男性中心的封建宗法社會的“法人代表”自覺地擔荷著承先啟後的聖任。
難道女性天生缺少自我實現（不是個人，而是群體）的自信？難道女性果真天生是平庸之輩、弱智者？絕不！中國婦女那一觸即燃的智慧火花證明了她們的睿智、聰穎與潛在的創造力。最致命的隻是她們長期缺少經濟上的支撐力，政治上的權力也受到極大的限製，而這兩個方麵又擴展出整個人文生態環境的壓抑。在幾千年的漫漫歲月中，中國婦女跨入新房後，出現在她麵前的卻是一係列以“從夫”為核心的文化習俗，這些習俗與婚前的生活規範相續，像一把無形的枷鎖，牢牢地套住婦女的身心，伴隨著她們艱難地走向生命的終點。
在本章中，讓我們來檢討一下那被曆代人認同、納入綱倫常識的一整套婦女婚後的生活規範。
在男性中心的宗法社會中，女子沒有繼承權，沒有獨立的法律人格。外嫁後，她獲取了他姓族籍，同時也處於夫權的監護之下，為了表示歸順丈夫，在名稱上必須在自己的姓前冠以夫姓。
先秦時代，婦女沒有自己的公開的名字，但婚後又必須有一個專門的稱呼作為“有姑之辭”（姑，婆婆也），於是便在所自出的“國族姓別”之前冠以一個女子的公姓“婦”作為標誌，其稱呼格式即“婦某”。如《春秋·文公四年》：“夏，逆婦薑於齊。”《春秋·宣公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薑至自齊。”《春秋·成公十年》：“九月，僑如以夫人婦薑氏至自齊。”
這時除了用“婦”作為已婚女子的公姓外，已出現了妻冠夫姓的萌芽狀況。舉例來說：
如果某國公族女子嫁給別國國君，則在本“國族姓別”上冠以配偶受封的國名，如魯薑、秦姬、息媯、江羋。
如果某國公族女子嫁給別國的卿大夫，則在本國族姓別上冠以配偶的氏或邑名，如趙姬（趙衰妻）、孔姬（孔圉妻）、秦姬（秦遄妻）、棠薑（棠公妻，棠，邑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