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陰陽隔絕的防閑機製中，“男女授受不親”是基本的製約原則。這一原則首先在《禮記·曲禮上》中提出，即“男女不雜坐，不同癈，不同巾櫛，不親授”，後經孟子加以概括、發揮而產生影響。
所謂授受不親，即要求凡非夫妻關係，男女之間不能有任何肌膚的接觸，私相傳遞東西也要避免。幼稚無猜，男女可以一同嬉戲，家庭內部兄弟姐妹也可以同坐共寢。一到七歲，稍懂人事，男女之間就要築起一道“禮法”的大牆了。兄弟與姐妹自此要分床寢睡，分桌吃飯，減少日常接觸。八歲以後更須“守禮”，出入門戶哪怕就是到桌前用餐，再也不能在長者麵前蹦蹦跳跳，而必須亦步亦趨在長者後麵跟行。十歲以後當男孩子跨出了家庭的門檻，入“小學”開始接觸廣闊而紛繁的大千世界，準備扮演社會角色時，女孩子仍然隻能閉鎖在深閨之中，在機械的生活中扮演著家庭角色。逢到祭禮喪儀這樣的古代大事，女孩子可以和男孩一起參加活動並幫助陳設酒菜，自然有所接觸，但授受不親的規範仍不可逾越。如相互有所傳授，授者必須把物品放在一種方形的篚器中，再由受者取篚探物，這樣就避免了直接的肌膚相摩。在室女子一般是不出閨門的，偶需出門，必須擁蔽其麵。夜晚行走必須秉燭而行。與男子在同一路上，則男子在右側行走，女子在左側行走，免得摩擦碰撞。唐代宋若莘在《女論語》中進一步從“立身、為人”的高度深化了《內則》所提出的一係列原則：
內外各處，男女異群。
莫窺外壁，莫出外庭。
出必掩麵，窺必藏形。
男非眷屬，莫與通名。
女非善淑，莫與相親。
立身端正，方可為人。
女處閨門，少令出戶。
喚來便來，教去便去。
稍有不從，當叱辱怒。
當在家庭，少遊道路。
生麵相逢，低頭看顧。
當少女到了情竇初開的豆蔻年華，更要嚴格遵守“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禮記·坊記》）的規範，不得自由地與男性交往。這時除了家長嚴格防範外，兄長及整個社會都充當著“監護者”的角色。且聽《詩經·鄭風·將仲子》中一個深閨淑媛對鍾情於她的男子的哀求：
將仲子兮，無逾我裏，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逾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逾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從之多言，亦可畏也。
家庭和社會形成了一張森嚴的網絡，用家禮社會輿論將少女始終牢牢地局限在高牆大院之中，她們將成為“閨秀”、“閨媛”、“閨女”——“閨閣”簡直成為女性的代稱！她們完全隔絕了與社會的聯係，更談不上對社會的參與。作以下這樣一個比較也許是有啟發意義的：
在商代以前，婦女不但能夠參加社會管理、社會勞動，還能夠參加戰爭。著名的商代女子婦好就曾親自征集兵員征伐羌夷，一條卜辭記載“登婦好三千，登旅萬，乎伐羌”，她統帥千軍萬馬，驅馳疆場，浴血奮戰，聲威顯赫，名震四方。但從周以後，禮教漸嚴，逐步將女子束縛於家庭閨閣，規定“戎事不邇女器”（《左傳·僖公二十三年》）。北朝樂府民歌《木蘭詩》也曾敘述過一個戰鬥女英雄木蘭的故事。她身經百戰，功勳卓著，凱旋而歸，不慕官祿，是勇敢、高尚的化身。然而她卻為此付出過最大的代價——長期隱瞞了自己的性別特征，使人們“安能辨我是雄雌”。親密的戰鬥夥伴與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可想而知，如果不以極強的自製力去克服心理和生理上的障礙，成功地進行女扮男裝的長期表演，以其“閨女”之身是絕對不可能投入與男性不免頻繁接觸的戰鬥生涯的。因而，從另一個角度看，在木蘭“代父從軍”的這幕曆史喜劇中，有著中國古代婦女深刻的不幸。直到近代太平天國運動興起，婦女才真正亮出了自己的性別，走進偉大的戰爭行列。從周代算起，至此曆史已經走過了二十多個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