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都得有人先定個調子。宋代官窯的這個調子，並不是開國皇帝趙匡胤定的。趙匡胤是武將出身，他在立國初期，對文化並未過多顧及。趙匡胤當皇帝可能不是經過深謀遠慮的，而是臨時的一個衝動。陳橋兵變，黃袍加身，曆史給了他一個機會當皇帝。所以，他一開始主要的精力都放在治國上。
趙匡胤在當皇帝之前，雖然對讀書很有興趣，但是對藝術的感受並不很深。當時有這麼一個故事：趙匡胤平定四川以後，俘虜了後蜀國王孟昶，把後蜀皇宮裏的很多寶物運到汴梁。其中有一個黃金做成的盆子，上麵鑲滿寶石，古書上記載是“七彩寶石“，都鑲滿了。趙匡胤就問：“這是幹什麼用的？“大臣說：“這是孟昶的便盆。“趙匡胤就說了：“他拉屎都用這個，吃飯該用什麼呀？使這種東西，不亡國才怪呢！“說完他就把便盆摔了。趙匡胤顯然對這種紙醉金迷的生活非常不感興趣。實際上，他內心對藝術還有一種抵觸或是排斥的情緒。我想，每個朝代的建國初期，皇帝的心態大致都是這樣，覺得藝術不重要，當不了飯吃。
鑒於南唐李後主和後蜀孟昶的亡國教訓，宋朝初年，全國範圍內對藝術品，以及生活中對藝術的感受，都不是很追求，尤其是統治者，對藝術的感受都比較淡漠。民間倒可能有一點兒追求。
宋朝剛建立時，趙匡胤並不認為江山穩固，所以憂心忡忡，就去找大臣趙普，征求治國方略。趙普是宋代非常有名的大臣，號稱“半部《論語》治天下“。趙匡胤就問趙普，國家怎麼去治理，怎麼才能避免五代十國那樣的戰爭頻繁，皇帝一朝朝地換。趙普就跟皇帝說，主要問題就是大臣兵權太重。我們知道，唐代對武力就比較推崇，尤其晚唐到五代十國時期，大家都是誰胳膊粗誰拿下天下。針對這樣一個背景，最後趙匡胤定下的治國方略就是強幹弱枝。所謂“幹“，就是指中央集權。宋代的中央集權非常明確，所有事情都是中央說了算。“枝“，指地方勢力。趙普認為隻要削弱了地方的軍事勢力，天下自然就安定了，所以就有了後麵宋太祖“杯酒釋兵權“的故事。
【官窯產生的背景】
北宋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由於中央政權抑製武力的策略，慢慢形成了文官得寵的政治風氣，宋代有很多大文人都是做官的，導致宋代文化高度發展。很多學者都對宋代的文化予以肯定，認為中國後一千年的文化都是宋代定的調子，這一點非常重要。宋代在“以文治天下“的國策下，此後三百多年時間取得非常大的成績。盡管我們都知道，宋代的國土非常小，但是宋代老百姓的生活，整體來說都還是不錯的。除了南北宋之分是一次大災難以外，老百姓的整個生活還算穩定，而且長達三百多年。
這種繁榮有很多證據存在，比如《清明上河圖》，反映了北宋都城汴梁的市井繁華。《清明上河圖》這件作品，我們可以把它當成一個紀錄片來看。當時沒有錄音、錄像這種高科技手段，未能把當時的社會記錄下來，非常遺憾。但是，有《清明上河圖》這樣的畫卷，從郊外一直畫到城裏，把整個汴梁的繁榮，乃至鱗次櫛比的店鋪，全部反映出來。當時有客棧，有民居，有店鋪，有作坊，甚至有賣瓷器的專賣店。宋代的官窯製度，就在這樣一個大的背景下產生了。
宋代官窯製度沒有明確的記載，而明清以後的官窯製度有明確的記載，什麼時間皇帝下令做什麼樣的瓷器；誰是督陶官，直接奔赴燒窯的前線，來指揮燒窯；政府一次需要多少瓷器等等，都有明確的記載。宋代官窯由於年代久遠，史料不全，非常不明確。不能說當時沒有官窯製度，但是今天找不到非常明確的文獻，記載著從皇帝嘴裏說出的官窯。由於不明確，所以今天不知道宋代官窯的起始時間。盡管如此，宋代官窯對於後世的影響，還是不可估量的。
【北宋官窯】
官窯是北宋定的主調。北宋官窯在北宋末年宋徽宗時期才開始燒造，窯址不明。曆史上黃河多次改變河道，每次泛濫的時候都淤積大量泥沙，將汴梁舊城以及整個黃河下遊淹沒，有很多文化古跡就淹沒在黃河故道之下。我們推測，北宋官窯的窯址應該就在汴梁附近，但至今沒有找到，估計黃土覆蓋的深度已達10米以上。我們參考其他窯址，南宋官窯的遺址就離都城非常近；清代官窯雖然是在景德鎮燒造，但有一些極特殊的產品，比如瓷胎畫琺琅，就在紫禁城內燒造，位置在西華門附近。
北宋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到了宋徽宗時期，社會生活非常富足。又趕上宋徽宗這樣一個皇帝，酷愛藝術。大家都很清楚，宋徽宗是中國曆史上最沒有政治造詣的皇帝之一，但他的藝術造詣卻非常高，甚至可以說是藝術造詣最高的皇帝。曆史上隻有李後主李煜可以跟他相媲美。史學家們認為：在繪畫技巧上，宋徽宗高於李後主；在詩詞技巧上，李後主高於宋徽宗。李後主最著名的詞就是“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我國20世紀30年代還拍過一部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就借的李後主這句詞。
宋徽宗對藝術感興趣體現在很多具體的方麵，比如他設立了文思院。宋代的文思院，設有各種作坊，分工達三千多作。今天不能想象，把一個事情分成三千多類，怎麼分？可能分幾十類就分不下去了。在三千多個門類中，反而沒有“陶作“，沒有燒造陶瓷的地方。我們分析原因，可能是燒造瓷器的條件比較惡劣，需要大量煤炭、木柴，會造成很嚴重的汙染，而且在宮廷裏燒火也很危險。清代在紫禁城裏燒造琺琅彩是很小範圍的事，所以能夠容忍。如果是大規模的行為，就隻能到景德鎮去燒造。
【琮式瓶】
北宋官窯比較罕見，因為宋徽宗執政的時間隻有二十幾年；又經過靖康之難，很多東西都毀掉了；再加上一千年時間的淘汰，能留到今天的北宋官窯非常罕見。
我在十多年前曾經見過一個。北京翰海的第一次拍賣會上，有一個官窯瓶子。這個瓶子最早在揚州文物商店收藏，那次拿出來拍賣。這瓶子有一個名字，叫“琮式瓶“。“琮“是一種玉禮器，古代大量使用。大部分人很容易把這個字念錯，念成“宗“，應該念“從“。琮和璧是古代最重要的玉製禮器，琮用來禮地，璧用來禮天；琮外方內圓，璧外圓內圓。琮式瓶，就已知的資料來看，全世界隻有四件，一件在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一件在英國大衛德基金會，一件在台北故宮，最後一件就是翰海這件。北京故宮裏都沒有收藏這樣的琮式瓶。當時很多專家都認為這件東西可能不真，也可能是明代燒造的。我就比較執著地認為它一定是真實的，就是北宋的，我們能夠在有生之年看到它，非常幸運。
北宋的琮式瓶在工藝上有很多特征，容易被我們忽略。它是一個內圓外方的瓶子，你從裏麵看是圓的，從外麵看是方的。南宋以後，工藝上就可以燒造外方內方的瓶子了。陶瓷工藝中，拉圓非常容易，擱在輪盤上，隨著輪盤一轉，立刻就能拉成圓形。做成方的就需要模具，要一點點拚接起來。北宋時期的工藝還不夠先進，所以要先拉成一個圓，然後單做四個三角，粘在四個角上，最後掛上釉去燒。我首先從工藝角度上看，認為這個琮式瓶是北宋的藝術品。
當時還有很多人不認為它是北宋的，總覺得是後人仿的。我們要知道，仿一個有價值的東西，一定要有主觀的願望，就是我為什麼要仿。比如，我就想造假。曆史上也確實有這種人，就是想造假，造出來顯示個人的成就，沒有其他目的。那麼，絕大部分人造假的目的都是為了贏利。在贏利的前提下，就有一個成本問題。如果造假成本高於真品成本，就不會贏利，造假也就不會存在了。這個原因導致曆史上所有造假都集中在收藏熱的時期，就是我們說過的北宋、晚明、康乾盛世、同光中興到民國初年以及現在。那麼，宋代官窯，在宋代沒有人去造假，沒有這個必要。到了明代，晚明時期的收藏中，追逐的對象不是宋瓷，所以也幾乎沒有造假。到了康乾盛世，尤其到了雍正時期，雍正對宋代官窯非常感興趣，所以摹製了很多。清代宮廷主要是摹製，不追求一模一樣，就追求形似，意思到了就可以。所以，雍正時期大量仿官窯的器物上，就寫著“大清雍正年製“，說明本朝喜歡這種審美風格，跟完全欺世的造假有本質上的區別。那麼從這點推斷，這件琮式瓶的古拙肯定在明代以前，可是明代以前沒有造假的動機，所以我就認為它是真實的。後來，這件琮式瓶被拍賣，現在在一個收藏家手裏，被公認是北宋官窯。
從這件事上可以感悟到什麼呢？很多時候真理其實就在少數人手裏，而不在多數人手裏。當你的道行深的時候，你就可以知道，你鑒定的這個東西的真實麵目。問題出在我們經常會碰到一些人，手裏拿著一個大瞎活兒，但還堅定地認為是真的。如果你沒有這個本事，還非得要這麼認為，那就出問題了。我覺得收藏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你覺得有把握，那就堅定地認為真理在你手裏；但當你沒把握的時候，就不應該執迷不悟。簡單地說，瞎子拿一個瞎活兒，就更瞎了。
【南宋官窯】
公元1127年，南宋接替北宋。當時為了區分，北宋官窯就稱為“舊官“，南宋官窯就稱為“新官“。南宋官窯有兩個燒窯的地方，一個是郊壇下，一個是修內司。這兩個窯址都是20世紀發現的，一個是20年代，一個是90年代。
南宋顧文薦《負暄雜錄》有這樣一段記載：“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窯器……宣政間，京師自置窯燒造，名曰官窯。中興渡江……襲徽宗舊製，置窯於修內司，造青器，名內窯。澄泥為範，極其精致，油（釉）色瑩徹，為世所珍。後郊壇下別立新窯，亦曰官窯，比舊窯大不侔矣。““本朝“指宋朝。宋朝最早使用的定州白瓷因為有芒，不好用，於是造出青瓷器。北宋宣和、政和年間，京師自己安排燒造，名曰官窯。“中興渡江“，指南宋建都杭州，是一個很委婉的說法，明明是吃了敗仗，被迫跑到南邊，但說得很好聽。所謂“襲徽宗舊製“，就是沿襲了徽宗時期的形製，先後在修內司、郊壇下燒造青瓷。“大不侔“，就是大不一樣，新官窯跟舊官窯有不一樣的地方。
宋高宗趙構是南宋的第一個皇帝，他“中興渡江“的時候已經21歲，是成年人了，對以前那種富足生活有極深的印象。他到了杭州以後，非常懷念北宋時期那種奢靡的生活。宋代林升的詩有這樣的描寫：“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這首詩從一個角度反映了南宋人的心態，還是非常懷念北宋的生活。實際上，趙構是力圖把杭州建成像汴梁一樣的城市，體現大宋王朝的一種精神。
從瓷器燒造上講，南方的條件相對來說比北方優越。當時南方有越窯，有秘色，有龍泉，底子很厚，想燒官窯上手很快。所以在南宋初年，很快就把官窯像模像樣地做出來了，盡管跟北宋官窯有所區別，但大體的樣子出來了，差別不大。
北宋被滅後，金人把北宋所有名貴的東西一股腦運到東北去了，也包括官窯瓷器。當南宋恢複祭祀製度時，很多禮器都沒了，如果用金銀銅等金屬來做，國家的財政也不允許，所以就迫使瓷器迅速進入市場。紹興十一年（1143），南宋跟金議和以後，政局安定下來，就需要恢複祭祀的禮儀，大量生產禮器是朝廷迫在眉睫的任務。紹興十三年（1145），《鹹淳臨安誌》中有這樣的記載：“應用銅、玉者，權以陶、木。“就是本應該用銅用玉做的禮器，由於財政跟不上，可以用瓷器和木器代替。這裏的“陶“就是指瓷器。這是權宜之計，變通一下。所以，琮式瓶、花觚等造型，都是南宋官窯中的禮器。
【上海買官窯】
很多年前，我在上海的一個大戶人家裏看到過宋官窯，他家祖輩曆史上是大官，都是文人，背景非常好。“文革“時他們家被查抄了，退賠以後，退回來好幾百件東西。我知道消息以後，去他那兒看，東西琳琅滿目。當然，有很多是一般的，但也有很多非常重要。我當時看到官窯、哥窯，什麼都有，我就想買。但是他想賣的，我不太想買；我想買的，他又不想賣。因為對他來說，每一件東西背後的故事不一樣，背景不一樣，也就牽扯到他個人的感情不一樣，導致有的東西他就不願意賣。他有一個官窯小洗，一個哥窯小瓶，拿出來給我看，說那是他們家最重要的傳家寶。他上來就跟我說宋代五大名窯。今天大家誰都可以說五大名窯，汝、官、哥、鈞、定，頭頭是道。可當時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五大名窯是什麼，他就知道，還跟我說。我就想買他這兩件東西，他說：“這兩件我是不賣的，別的可以賣。“頭一回我沒有買成。
後來，我每次到上海出差，都要到他家聊聊天，喝喝茶，跟他磨。時間長了，他也不好意思了，最後終於同意賣給我了。他說：“你可以買一件，這兩件東西你挑一件，我賣給你，但不能都賣給你。“這對我來說就非常難。我們那時候碰到官窯、哥窯這樣重要的藏品非常不容易，我特別想一次把兩件東西都買到。我就跟他磨。他說：“不行，我已經違背了我的初衷，我原來的意思是一件都不賣給你，我今天已經開了口，讓你挑一件，你不能再得寸進尺。“我想：是啊，我不能得寸進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