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吉爾是在英倫三島存亡關頭受命於危難之中的，並成為英國抗擊納粹德國的中流砥柱。他認為戰爭勝敗首先取決於意誌與決心。他一生反蘇，但當納粹進攻蘇聯時，他馬上成為莫斯科的盟友。蕭乾認為，在邱吉爾身上，可以看到英雄造時勢與時勢造英雄的辨證關係。他在千鈞一發之際臨危不懼，頂住了侵略者，度過了自己一生中最輝煌的時刻。邱吉爾為自己訂下的行動準則是：戰爭時堅決剛毅；失敗時頑強不屈；勝利時寬容敦厚；和平時友好親善。然而，他卻在1945年的英國大選中遭到慘敗。蕭乾究其原委，何以人民不買這位文武全才的帳，那是因為他們明白能打仗的未必能治國的道理。
蕭乾之所以把“頂天立地”四個傲然偉岸的大字送給戴高樂，我想是因為戴高樂在某種程度上符合了他理想中治國者的形象：性格上，他耿直不阿，倜儻不羈。當總理和統帥都掛了白旗附逆時，他卻孑然一身以一腔對祖國的忠誠，拒絕戰敗的事實，隻身流亡英倫，組織起“自由法蘭西”，繼續奮戰，直到凱旋巴黎。他沒有大國的實力，但絲毫不損大國的尊嚴。他最常說的就是一個“不”字。
盡管戴高樂一生中有不少失誤，但最令蕭乾心儀不止的一點是：在他當政期間廣開言路。當時法國正滿目瘡痍，經濟瀕於崩潰，報紙都受政府津貼。即便這樣，法共的《人道報》也不受歧視。蕭乾還清楚記得當年他在巴黎時，幾乎所有報紙天天都在指責政府，有的甚至破口大罵，但無一遭禁。戴高樂既不搞裙帶關係，也不受小人包圍。他獨來獨往，光明磊落。合則留，不合則去。這不啻是對為政者所發。
而希特勒之所以是“混世魔王”，也在於他在這點上就與戴高樂截然對立。他大倡血統論，把亞利安種族譽為天之驕子，把猶太人視為應消滅的賤民。他在政治體製上堅決反對民主，痛恨個人自由。一切領袖說了算，主張實行“用領袖原則來統治，也就是獨裁政治，絕不能實現由多數人決定的製度”。他統治的目的是消滅一切異己，並要芸芸眾生服從和效忠，並使日爾曼民族成為世界的盟主，為萬國所擁戴。
蕭乾把希特勒比為20世紀人類的頭號反麵教員，他在親曆二戰50年，重新思考了這個大惡人及其納粹黨的發家史之後，得出一個淺顯又深刻、簡單又複雜、極易理解又極難實施的“感想”：民主太抽象，總有個哪家的民主的問題，而廣開言路則更為“實惠”，因為它也許更能杜絕把一個國家推向獨裁的可能。試想，倘若當時德國的正義之聲能占上風，及時並充分地揭露出納粹這夥的陰謀，曆史也許就是另一個寫法了。可惜，曆史無法假設。一戰、二戰曆史的輪回不正說明，人類有時完全是在不自覺的無意識中重蹈著曆史的覆轍。如此下去，人類還會有更大的劫難發生。
由此，我感覺《一個中國記者對二次歐戰的觀感》就帶有了警示世人的曆史箴言的意味。這篇特寫分六部分。
一是“工人也有祖國”。蕭乾從戰爭的性質可隨一個大國的利益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改變這一令人費解的曆史悖論中，分析當時英國共產黨員們的“愛國主義”何以會與莫斯科代表的“國際主義”尖銳地對立起來。不知是曆史諷刺了人類，還是人類諷刺了曆史。作為親曆過二戰的中國記者，蕭乾是在50年以後，才將他當時的困惑和疑問昭示出來：位於莫斯科的“共產國際”遠不是人類走向烏托邦的向導，它也許隻不過是蘇聯外交部的一個附屬單位。它的指示是以蘇聯政策為依歸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50年代的中蘇關係是這個悖論的再現。而這在當時也是天經地義的，誰對它產生置疑，誰就是反蘇，反共，反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