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乎啟昌的意外，約翰牧師今天特別和藹，微笑著問過“早安”，還詢問起學校的事情。他隻說不知道。牧師竟忘了黃種人天生的汙濁，把臂環在他肩上，囑他做一隻馴良的小山羊。啟昌從這過分的寵愛裏，倒真切體味出同學稱他“洋孫子”的侮辱。他挺起小胸脯，說隻想養活自己的媽。他一直巴望學業完成，掙了錢，把媽接回家。這種心情與《落日》中的那個“孩子”，也即是蕭乾，是完全一樣的。
牧師碰了軟釘子，改用逼問的口氣說，你得乖乖念書，別管國家的事。上次你去開會，我就十分難過。我為你祈禱，求上帝引你走正路。不念書，隻顧繞街喊的年輕人都是傻子。不要學他們。約翰牧師把教義視為奴役人們精神的工具。上帝之愛是無條件的，要降福於人類。可他約翰牧師的慈悲卻是有條件的，如果啟昌不馴服於他，即使虔誠地信奉基督教，他也不會把他視為上帝的子民。蕭乾是在用約翰牧師這個具體的人物形象來說明，基督徒的所作所為往往是與基督的教理本身背道而馳的。
保羅沃格在《傳教士、中國人和外交官》一書中曾說：“中國人民深惡痛絕帝國主義者因妄自尊大而產生的對他們的不信任，無論是表現在外交官的自吹自擂中，還是在教士們虛情假意的關心裏。西方基督徒很少注意到自己的妄自尊大，因為這種妄自尊大是淹沒在保持基督教信仰純潔性的論證裏麵。”
蕭乾是有意識地把約翰牧師塑造成一個“妄自尊大”的帝國主義者，一方麵讓他強迫啟昌不要參加反對帝國主義的遊行，另一方麵，又讓啟昌承受一種內心的折磨，即教會學校的學生總被要求去參加遊行，以證明他們是愛國的中國人，而不是洋人的走狗。
“五卅”慘案發生後，北京的學生成立了滬案後援會，蕭乾是其中的一員。大部分的學校都舉行了遊行示威，抗議英帝國主義的暴行。隻有少數的教會學校還在上課。啟昌工讀的洋學堂就是一所，不過，這裏的學生也都集中到了操場，醞釀遊行。看到自己教訓過、感化過的學生成了叛逆，約翰牧師氣壞了。而且，在學生們嘈雜的叫喊聲中，他開始為自身的安全擔心了。臨走前，他把啟昌禁在校長室裏，威嚇說，你是教會的，如果加入這不道德的事，就甭想再念書了。
為矛盾心情麻木著的啟昌，終於在“打倒帝國主義”的怒吼聲中驚醒了。他奔出校門，加入到遊行的隊列。在此，小說重現了蕭乾親身經曆的場景：遊行隊伍走過交民巷時，路口上早已架起機關槍，穿草綠軍服，帽上有飄帶的洋兵作著隨時開槍的姿勢，像是說，你們找死不難，南京路、沙麵、萬縣的事完全可以重演。壓迫者不能懂得的是，機關槍擺出的凶惡架勢除了激起更深的仇恨，起不到旁的作用。
蕭乾對愛國學生中的投機者隻是做了點到為止的側麵描述，他們中有些人僅僅把遊行當成逃課的借口，並未真正覺悟。他們缺乏反帝愛國的意識，多是些嬌生慣養的少爺“革命者”。遊行一完，就各自回家。連學生領袖也為了遠遠等候著的女學生，把大旗硬推給剛才還被他們視為“奸細”、“洋孫子”的啟昌。這也使蕭乾感到悲哀。
第二天，啟昌依然早早來到牧師家。屋裏傳出媽媽含著嗚咽的苦苦哀求聲。他闖了進去，看到牧師一張猙獰的臉，他意識到這和昨天持槍荷彈的洋鬼子沒什麼兩樣。媽媽閃著淚眼，讓他盡一個苦命人的本分，去賠禮。但啟昌仿佛在全市學生浩大的聲勢下，膽子壯了起來。昨天的奴隸，一夜之間變成了什麼也不怕的硬漢子。蕭乾把自己當時的這種真實感受，賦予了啟昌，讓他一下像換了一個人。他對媽媽說，我們不是苦命人！中國革命了。鬼子再不敢欺負我們。您也辭工。我們不能給鬼子支使。他早晚是要害人的。
《曇》將啟昌身上體現的反帝愛國意識的覺醒，同全篇反宗教的主題很好地結合了起來。啟昌最後是在民族感情的激勵下，把母親從洋牧師的虎口中拯救出來。他加入了後援會，見到同學就說，可不許再叫我奸細了。我已經不給那老家夥擦地板，我媽也不在那做事了。他儼然成了小革命者，天真地以為中國革命了，洋鬼子就不敢欺負中國人了。
蕭乾少年時曾做過當革命家的夢，但後來思想逍遙的他，還是更想去當一個自由翱翔的少年漂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