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經》是希伯來民族經曆了幾個世紀積累下來的一部詩歌散文寶庫。耶穌基督的事跡為文藝複興時代乃至當代的藝術大師們，提供了豐富的題材。基督教與西方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水乳交融關係。它於16世紀中葉由意大利傳教士利馬竇傳入中國。當時，大多數中國人都把與佛教迥異的基督教視為異教，甚至邪教。基督教未在中國站穩腳跟。鴉片戰爭開始以後，基督教隨著西方列強的尖船利炮轟開了中國的大門，傳教士的活動也合法化了。中國人崇尚仁、義、禮、智、信，基督教提倡人道、博愛。基督教對中國文化的撞擊，並沒能使更多的中國人認識到，犧牲寬容、反思懺悔等宗教精神是中國傳統文化所缺少的。五四文化先驅陳獨秀就曾主張，把耶穌崇高、偉大的人格和熱烈、深厚的情感，培養在我們的血裏，將我們從墮落在冷酷、黑暗、汙濁的坑中救起。可惜，也許是中國人太功利了，基督精神從未拯救過中國人的靈魂。
蕭乾對基督教義更沒有什麼微詞，他甚至對耶穌的故事及《舊約》中的不少章節產生過濃烈的興趣，如《詩篇》、《箴言》和《雅歌》中的抒情詩句。他能一字不差地背誦《哥林多前書》第十三章，並在幾篇小說裏多次提到它。他喜愛坐在空曠的教堂裏嗅聞教堂的香氣，凝視彩色的玻璃，在濃厚的宗教氛圍下，感受神聖的超然。他雖不曾在牧師麵前接受過一滴沁涼的聖水，可他在觀念上確實人格化過一位宇宙的創始者。他也曾日夜抱著《聖經》翻讀，並在冥冥中默想一個神秘的存在，隻不過這個存在是高鼻藍眼，永遠拄了根遊牧民族使用的木杖。“耶穌愛我一臉泥，我愛耶穌沒炕席”，這句順口溜，曾給他的生命以極大的寄托和撫慰。
然而，蕭乾早年接觸的洋基督徒，包括他的安娜堂嫂，都是極端的原教旨主義者。九歲時，這位身為傳教士的洋嫂就開始教他英文，背誦《聖經》，試圖把他引上信教之路。他對學英語十分熱心，並在此時打下了堅實的英文底子。而對於《聖經》，則隻熱乎了半年。他從自己的不幸經曆中總結出，上帝對人類命運是束手無策的。如果真有上帝，那他一定是個撒旦。蕭乾對基督教產生反感，最早源自他那位白天傳基督教，晚上卻又信佛教的堂兄。上崇實學校以後他才發現，言行不一，拿宗教當飯碗的基督徒大有人在。他的兩個堂兄在教會做事，一個在救世軍，一個在基督教青年會，都是拿宗教當飯碗，自己的生活卻很糜爛。洋校長威廉格列斯丁對他這樣的窮先生經常打罵，有時還包括肉體上的懲罰。難道這就是仁愛基督精神的體現嗎？那些長老會學校的教務長、齋務長們的虛偽麵孔更叫他厭煩。而且，學校的宗教信仰是強迫的，禱告時有老師檢查學生們是否閉上了眼睛，若被發現沒閉上，體罰接踵而來。所有這些都助長了他對宗教的反抗，因此，他在小說裏盡情諷刺、嘲笑偽善、殘酷的基督徒，揭露基督教對中國人精神的奴役，也就十分自然了。
蕭乾真正意義上的宗教小說一共四篇：《皈依》、《曇》、《鵬程》和《參商》，寫作它們的時候，他以從政治和曆史背景上看清了宗教的來曆，認為洋牧師是在中國同列強簽訂了一係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之後進來傳教的，可以說是洋槍洋炮把基督教打進了中國，而且，傳教士與中國信徒之間是一種座上賓和階下囚的關係，一個是強迫施與，一個是被迫接受。最令他憤怒的是，1925年英國人在南京路屠殺了中國工人、學生之後，牧師卻還在台上裝腔作勢地說著“你們有罪”的話。他在心裏發出悲憤的斥問：為什麼信奉博愛精神的基督教國家逼著中國割地賠款呢？為什麼他們報複起來同非教徒一樣凶狠呢？為什麼他們在一個受盡淩辱的國家宣傳自己都未準實行的奴才哲學呢？為什麼他們愛著自己的母親，卻在另一位母親孱弱的肌體上百般蹂躪呢？
蕭乾在《栗子》集的跋《憂鬱者的自白》中有過這樣激奮的獨白：“照理說，我沒有理由愛人類，為了當時我看到的人皆是陰鷙的，雙麵的。白天，在一個教會學堂裏，我看的是一般奴性十足的法利賽人，捧著金皮《聖經》，嫖著三等窯子。晚上寄居在一個信佛的人家，我吃著糊塗的素，每晚還要隨了大家叩三十六個頭。我爬在地上，為了討好人家，把腦袋叩得震響，然而我也不知道拜的是什麼；逢到初一十五，我還得去廟裏燒香。一個把大腿釘在門框上的乞丐硬說成了仙，我得走好遠的路，隻為討他半牙吃剩的蘋果--帶著唾液的果子說是仙果！--學校呢，每星期要點名排隊去禮拜堂，聽那個美國新回來的牧師用不很自然的嗓子指著我們小鼻尖顫巍巍地說：‘魔鬼附著你了！’於是我身上打了一個冷顫。晚上那巫婆的姑姑又用狐仙的話震威我。每夜她總和她那個‘大仙爺’搗著鬼，終於一個清早，我發見她倒在一間廂房裏，沒有了符咒，也沒有了氣息。如今我還不妨承認，我是一個怕黑暗的孩子。在我幼稚心靈裏，他們替我安插了太多的恐怖了。直到近年我才知道宗教對外國兒童給的原是信托，勇敢，在中國，他們散播的卻是一種原始的恐懼。在我小心坎上，撒旦和閻王是沒有差別的，他們一樣使我窘促得不敢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