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乾以為偉大作品在實質上多是自傳性的，所以《籬下集》裏的12篇小說多帶有自傳色彩，而且半數以上是以第一人稱“我”的視角來觀照敘述的。他隻想用有形的文字把他早年的經曆或見聞以小說的形式記錄下來，讓讀者與他一起在那角藝術世界分享喜悅或悲哀。《籬下集》中的小說大多帶有濃重的感傷情調，這同他的個人寫作風格是分不開的。蕭乾是位浪漫氣息很濃的作家，他對筆下眾多屢遭厄運的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小人物，無論小蔣、禿劉、老黃、墜兒，還是鄧山東和瘋女人，都充滿了熱情的人道主義精神。他試圖通過交織著弱小者淒涼悲慘的現實畫麵，宣泄他對社會反抗、憤恨的情緒。他徘徊在生命的苦悶中，找不到真正的出路，讓作為心靈表現載體的小說在悲哀中蒼涼地結束成為自然。而這又反而使作品更具震撼讀者心靈的力量。另一方麵，蕭乾善於在小說中描繪充滿詩意的田園情調，如《蠶》、《俘虜》，那美妙的境界令讀者感到蕩舟平湖的愜意，在淡雅中啟悟人生。蕭乾對生活的觀察細膩入微，他能以詩人敏銳的目光去捕捉一瞬間的意象，再運用奇妙的聯想、比喻，給作品注入生氣活力。語言上，他注意敘述與對話的區別，敘述語言流暢、優美，有時帶上淡淡的憂傷。人物對話符合說話人的身份、性格。
蕭乾晚年在回顧自己的創作道路時說，他在寫小說最初的五年，創作欲極盛，仿佛遍地都是題材，拿起筆就有人物和故事撲來。好在當時他還不懂什麼概念，也就沒法從概念出發，隻挑生活中最熟悉和感受最深的寫，有時是早年喜愛的人物，如鄧山東和拉印子車的；有時還把自己的影子投到人物身上，如《籬下》、《落日》和《矮簷》。每當有人問起他最喜歡自己的什麼作品時，他會毫不猶豫地說是小說，而小說中他最心愛的又是《籬下》和《矮簷》。他喜歡不在它們寫得如何，其中情節多有虛構，而重在他是撫摩著心靈傷痕寫成了。他那位孤苦無告的寡婦媽確曾帶著他這個不懂事的頑皮孩子去投奔親戚而碰過壁。在學堂裏，他也因貧窮而備受歧視。他最初是想通過散文和小說來練基本功。寫《鄧山東》是學著用動作而非形容詞去刻畫人物，寫《雨夕》主要在烘托氣氛。要說從概念出發寫作，隻有《道旁》。這是他刻意設計的一個帶有象征意義的短篇。動筆之前，他還在《大公報文藝》上，以編者名義就“出路”問題同幾位讀者筆談過。當時青年們都很苦悶。其實他對大時代本身的認識也是十分抽象的，並不清楚世界和國家在大震動之後將是個什麼樣子。可他卻煞有介事地規勸朋友們忘記自己的小天地，著眼於民族的前景。但他對前景同樣迷茫，僅僅是不安於那種坐以待斃的局麵而已。
香港的趙令揚教授在評述蕭乾作品時早就說過：“如果說有缺點的話，就是蕭乾不應在文字上再加修飾了。因為三十年代的作品，有著三十年代的氣息，不應改為八十年代的語言來適應八十年代的格調”。許多舊有的韻味也隨之被改掉了。
《栗子》集與《籬下集》比起來，在整體上有了很大的改觀。蕭乾在巴金這第二位文學師傅的鞭策下，開始學習忘卻自己，對人生有了更濃的熱望。他在《栗子》集跋《憂鬱者的自白》中說：“在《籬下集》裏還不大看出，因為我是在濡著一管想戰鬥而柔嫩害羞的筆。在《栗子》裏，我是學習往大圈子裏跳了。我忽略了瑣細曲折（也許我也走開了美的河流！）照他的話，我投進廣大的人生裏了”。然而，過了許多年以後，他在《創作四試》中這樣說：“從1936年有津來滬後，我是有意識地往戰鬥這個方向走。《栗子》一集是我努力的結果。但如今回首一看，我最不成器的，還是《曇》、《黑與白》、《鵬程》等《栗子》集裏的東西了，寒傖得我自己也不敢再看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