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擔心贍養費“極有可能要支付到她的末日”，因為這女人“非常聰明地讓胳膊抖個不停”，這一擔心果然成真了：他不得不支付了20年。當別人將她的死訊告訴他時。他寫道：老太婆死了，負擔沒了。
矛盾？茅盾？
大革命失敗後，沈雁冰被蔣介石通緝，隻能蝸居在家，靠賣文為生。但由於他的名字已為廣大人群所知，所以取筆名“矛盾”，後來葉聖陶建議說，矛盾一看就知是筆名，這樣別人還是會懷疑你的，不如改作“茅盾”。就這樣，沈雁冰成了茅盾。
中國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
20世紀30年代末期有一個傳聞稱，瑞典探險家——曾於二三十年代在中國生活過數年的瑞典文學院院士斯文·赫丁(SvenHedin)—有一次問魯迅，他是否願意接受諾貝爾文學獎。魯迅對此給予了否定的回答。這全然不是事實：從來沒有任何作家被問及他或她是否願意接受這個獎。
事實是，斯文·赫丁1924年曾經寫了一封信給後來在哥德堡大學(GothenburgUniversity)任東亞語言教授的高本漢(BernhardKarlgren)，請他為這個獎推薦合適的候選人。在1924年12月24日的回信中，高本漢提及中國前些年發生的社會與政治的變動，然後討論了一些學者如梁啟超(1873—1929)、章太炎(1868—1936)和胡適(1891—1962)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當言及這些學者在他們中國本土背景上的高度重要性時，高本漢非常懷疑他們能夠為西方讀者所欣賞。他補充說，就他的判斷而言，中國尚未產生任何卓越的作家。
高致斯文·赫丁的信清楚表明他沒有能夠追隨五四運動覺醒時期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他沒有讀過諸如1923年出版的魯迅的《呐喊》或聞一多的《紅燭》一類的作品。
在致斯文·赫丁的信中，高還寫道：“我將給一位北京的青年教授，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人和我的親密友人寫信，他最近正在巴黎做語言研究。如果他能夠推中國優秀的文學評論家認為可以與西方文學大師或如泰戈爾那樣的作家媲美的人，我將立即認真權衡並通報您。”
“北京的青年教授”當非劉複(劉半農，1891—1934)莫屬。他是一個很好的詩人，曾參與編輯《新青年》並於1920年至1925年在歐洲（大部分時間在巴黎）留學（順便一提，他在巴黎作的關於“國語的四聲”的論文是一篇出色的學術作品）。
說到劉複，如果《明報月刊》能夠發表他於1920年6月20日在倫敦寫的散文詩《餓》——此文當年發表在“中國新文學大係”詩歌部分的第49頁——我將不勝欣慰。那是現代中國文學史上三篇最優秀的散文之一。不幸它已全然被遺忘了。年輕的讀者應當知道，事實上，一些真正出色的詩是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出版的。
老舍是我和我妻子當年的親密知交。由於1966年我尚不是瑞典學院的院士，因而可以就我所知，公開（諾貝爾文學獎中）關於他的事情。老舍確實曾被幾位法國漢學家提名為諾貝爾獎候選人。提名者中的保·貝第(PaulBady)曾經就老舍的一部著作寫過論文。我曾數次被法國友人揪住，尋求我對老舍候選資格的支持。那時我對這個獎的候選人，則心中另有所重。此外我覺得老舍作品的翻譯質量不足以代表他小說的真實水平。就我所知，那時他僅有的被譯成英文的作品是《駱駝祥子》和《離婚》。在英譯《駱駝祥子》中介紹的幸福結局全然詆毀了小說的本意。我斷定老舍因而不可能進入候選人的終審名單。事實果然如此。
作為瑞典學院的院士，我必定對時間尚未超過50年之久的有關事項守口如瓶。但是我對沈從文的欽佩和對他的回憶的深切尊敬促使我打破了嚴守秘密的規矩。沈從文曾被多個地區的專家學者提名為這個獎的候選人。他的名字被選入了1987年的候選人終審名單，1988年他再度進入當年的終審名單。學院中有強大力量支持他的候選人資格。我個人確信，1988年如果他不離世，他將在10月獲得這項獎。他去世幾天之後，台灣一個文化記者打電話來，問我是否可以確證沈從文的逝世。我立即打電話向中國駐斯德哥爾摩大使館的文化參讚確證此訊。然而中國大使館的文化參讚從未聽說過沈從文，這位於五四時代就開始寫作生涯的老資格作家中的佼佼者，這位卓爾不群的作家的寫作生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被中斷了。1987年以前，甚至台灣讀者也不被允許涉獵他的作品。兩個政府都沒有給予文學足夠的重視。（文／馬悅然）
知識分子的工作
“文革”的時候，好多知識分子都被下放到地方工作。沈從文負責看守菜園子，史學家唐蘭先生在嘉魚大江邊碼頭守磚，錢鍾書先生榮任管倉庫鑰匙工作。
獨特的詩
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文壇出了一批以製造新奇文學創作形式而招搖的文人。例如“創造社”的詩人王獨清，寫了一本詩，歌頌1927年的廣州起義。書上的詩句排版印刷就搞得很新奇，有大字小字，正字歪字，加上一些驚歎符號，看上去，就像炮彈打出後的破片飛散一樣。
王獨清對自己奇思怪念的作品頗為自得，便拿此書給陳獨秀看，希望博得這位首倡中國新文化的老前輩的好評。哪知陳看後哈哈大笑起來，連說我不懂詩，不敢提出評論，但是我佩服你的大膽，獨出心裁，自創一格。揶揄之意溢於言表，弄得王十分狼狽，訕訕而退。陳獨秀認為：詩是一種美文，白話很難寫成美詩。他最反對一些人，實際上是把散文拆成短句，加上些啊、呀、嗎、呢，再加上些驚歎號之類，就自稱為“詩”。
老旋風
張中行一生貧苦無名，直到晚年寫了《負喧三話》、《順生論》等，才“暴得大名”。他的《負暄三話》於1986年開始，每隔四年出一本，獲譽甚隆，一時洛陽紙貴。因為《順生論》麵世的時候，張時已八十，遂有“老旋風”之說。
出人意料的詩句
1921年4月，早已以一曲《鳳凰涅槃》名滿文壇的郭沫若赴杭州遊覽，在雷峰塔下見一鋤地的老農，在描繪了“他那慈和的眼光”、“健康的黃臉”、“斑白的須髯”之後，出人意料地以這樣的詩句作結：
我想去跪在他的麵前，叫他一聲：“我的爹！”把他腳上的黃泥舔個幹淨。
君子之風
吳宓追毛彥文而沒有成功。某日兩人旅館晤見，風雨大作，無車回校。吳宓對毛彥文說：“我反對《西廂記》裏的張生，我讚成《紅樓夢》裏的賈寶玉。賈寶玉從不對林妹妹動手動腳！”吳宓以“非禮勿動”的君子之風，果真與毛彥文同床共眠了一個有風雨而無雲雨的難忘的一夜。
誰更胖
傅斯年很胖。抗戰期間在重慶，他與李濟、裘善元赴宴。宴畢，主人替他們雇好三乘“滑竿”，裘善元第一個出來，抬夫見他胖，不願抬，大家推讓。第二個出來的是李濟，比前一個更胖，剩下來的四個抬夫又互相推諉了一番。等到傅斯年走出來，剩下的兩個抬夫，扛起滑竿拔腿就跑，弄得主人很狼狽。
嗜酒
台靜農嗜酒。他邀朋友喝酒都有理由：若是天熱，他說喝酒去暑；若是天冷，他便說酒可禦寒。路過學生家時，酒興發作進門就問：“有沒有開了瓶的酒？”老友路過門前拎著小包，他就喊：“有好酒丟些下來！”某年，老友莊慕陵的兒子莊因，特地攜帶來兩瓶“特級清酒”送他。莊因一進門，台靜農對太太就喊：“莊慕陵的老二來了，帶來兩瓶特級清酒敷衍塞責。”頗有“一生大笑能幾回，鬥酒相逢須醉倒”的瀟灑。以致世人編出笑話：欲做台靜農的學生，必須要過煙酒關。
小說家的幽默
德國小說家、作曲家霍夫曼（1776—1822）到柏林的一個新貴家作客。餐畢，主人領他觀看豪華的住宅。談到仆人，這位暴發戶漫不經心地說他一個人需要三個仆人服侍，誰料到，小說家說他單洗澡就有四個人來服侍。一個給他放好浴巾，另一個試水溫，還有一個檢查水龍頭。
“那麼第四個呢？”暴發戶迷惑不解地問。
“噢，他是最關鍵的——他代我洗澡。”小說家說。
決鬥
大仲馬有一次和一位官運亨通的青年政客發生了爭執，兩人勢不兩立，並同意用決鬥來解決問題。
同他倆堅定地各執已見一樣，他倆的槍法又都是出了名的好。在中間人的安排下，他們決定抽簽，輸者必須向自己開槍。結果是大仲馬輸了。他手裏拿著槍，神情嚴肅地走進另一房間裏，隨手關上了門。
在場的同伴們在焦慮中等待著那一槍響，等了好一會兒，槍聲響了。
對手和同伴向房間跑去。打開房門，隻見大仲馬手裏拿著冒煙的槍，失望地對來人說：“先生們，最遺憾的事發生了——我沒有打中。”
時間差
亨利·蓋伊·卡爾頓（185—1910），美國劇作家，他創作的劇本和他的口吃一樣為眾人知曉。
他患有口吃，可他並不為此憂慮，並有特殊的解決方法。
有一次，他對朋友，也是喜劇演員的納特·古德溫打招呼：“古一古一古德溫先生，我、我、我能占、占用您一一一一一刻鍾嗎？”
“當然可以，您有什麼事？”
“我一我一我想與一與您談一談一談5分鍾的話。”
哼哈二將
李敖搬到台北後住在杭州南路的文獻會樓上的一個由辦公室隔出來的小房子裏，他的臥室家什簡單但別具一格，一幅掛在牆上的大幅裸女照成了點睛之筆。
有一次，羅家倫和陶希聖來到李敖房間參觀，兩人踏進門見到牆上的一絲不掛的美女，露出十分古怪的表情。陶希聖“哼”了一聲，羅家倫“哈”了一聲，便旋即退出，再也不敢進門。李敖看到他們道貌岸然的樣子，便稱他們兩位為“哼哈二將”。
鞠躬如也
沈從文在曆史博物館工作的時候，有一天，北京市副市長兼學術委員吳晗應邀來參觀，沈從文被指定為陪同講解。
吳晗一行來到館裏，沈從文正待上前，見吳晗與幾位館裏領導在陳列的文物麵前議論風生，談興正濃——他知道，吳晗雖是一位曆史學家，對文物並不十分在行。沈從文不願意掃他們的興，悄悄地轉身走了。
事後，館裏立即召開批評會，指陳沈從文的失職和無組織無紀律。沈從文不作聲。
有人指名問他，說：“你為何中途來了，又跑了！”無奈，沈從文隻好說：“你們見他鞠躬如也，他見了我也是鞠躬如也。”
人們才知道，吳晗過去曾是沈從文的學生。
三本書的待遇
《醜陋的美國人》出版以後，被美國政府作為行動的參考；《醜陋的日本人》出版以後，其作者被政府審查並剝奪了大使資格；《醜陋的中國人》出來以後，很多人對作者柏楊謾罵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