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鬥
“文革”中，馮友蘭被造反派拉到高台上“批鬥”，群情激昂，馮在心中默念“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嘉陵江是歸宿
1944年，抗戰最艱苦的時候，日軍欲從貴州獨山方向包圍偷襲重慶，重慶方麵嘩然，紛紛準備再向西撤，向西康方向逃，友人蕭伯青問老舍：“您怎麼辦？”他脫口而出：“北麵就是滔滔的嘉陵江，那裏便是我的歸宿！”
流亡的結局
1994年，當索爾仁尼琴結束了20年的流亡生涯返回俄羅斯的時候，他並沒有第一時間出現在莫斯科，而是選擇了鄂霍斯克海邊的馬加丹州為著陸地，然後從那裏坐火車前往莫斯科。一路上，他在17個城市停留下來，簽名售書，發表演講，接受電視訪問。這讓人想起拿破侖從流放地厄爾巴島返回巴黎的經曆。他們通過同一種形式向各自的世界宣告：“我回來了！”可遺憾的是，他們很快又都離開了。拿破侖再次被流放，而索爾仁尼琴則很快被人遺忘。
關於和談的辯論
20世紀40年代末在南京出版的《大學評論》第2卷第10期上登載了一篇當時上海交大師生的辯論記錄。當時是1948年12月28日。這次辯論的主題是《和談是可能的嗎？》。正方：和談是可能的。反方：和談是不可能的。經過兩小時的辯論，同學公斷結果，65%的人認為目前和平不可能，反方獲得大勝。
鬱達夫南洋之行
獅城辦報，領導抗日。
1938年12月28日，鬱達夫應《星洲日報》之邀，決心到新加坡“下南洋去作海外宣傳”（鬱達夫語），動員更多的僑胞支援抗日戰爭。鬱達夫在新加坡的三年零兩個月期間，接編《星洲日報》、《星檳日報》、《星光畫報》的副刊編務，並代理過一段時間的《星洲日報》主編。1941年又擔任了新加坡的英國當局情報部創辦的《華僑周報》主編。可見報紙成為鬱達夫在新加坡期間的主要戰鬥陣地。3年多時間裏，他寫了400多篇政論、雜文、散文和文藝雜論。
當時的新加坡有許多抗敵組織，其中以胡愈之、王紀元、張楚琨等為核心，有新聞界、教育界、文化藝術界參加的“華僑文化界抗敵工作團”，鬱達夫被選為團長、胡愈之任副團長。張楚琨先生在《憶流亡中的鬱達夫》中寫到：“在這戰火紛飛的日子裏，我和鬱達夫天天見麵。一起開會，一起對群眾演講，一起慰問星華抗日義勇軍。這位發表《毀家詩紀》的詩人團長，不是掛名，而是實幹，熱情洋溢地負起領導責任來。”“我記得，晚上熬夜編三個副刊的鬱達夫，白天眼裏掛著紅絲，用沙啞的聲音，對青訓班作朝會講話（他兼青訓班大隊長）。敵人轟炸加劇了，第二期青訓班一百多人不得不分為四個中隊，散布在四個地方；他在轟炸中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從不畏縮。他那瘦弱的軀體爆發著火一般的生命力，我仿佛看到一個在為希臘自由而戰的拜倫。”
的確，有人曾回憶鬱達夫當時精力過人，他上夜班在報館看最後的新聞電稿，然後下筆到完成發稿，再看大樣，總在清晨了，而白天還要編副刊和參加社會活動，他每天光是伏案工作就要10小時以上，寫稿、改稿、寫信、寫啟事、按語等，每天筆耕總要四五千字。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鬱達夫就積極投入抗日的實際工作。他擔任新加坡文化界戰時工作團主席，戰時工作幹部培訓班主任，新加坡華僑抗敵動員委員會執委，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聯合會主席。鬱達夫實際上成為新加坡華僑中的抗日領袖之一。
流亡蘇門答臘。
1942年初，新加坡淪陷後，鬱達夫與胡愈之、沈茲九、張楚琨、汪金丁、高雲覽等一批在新加坡從事抗日宣傳的文化人，乘坐難民船離開新加坡，渡過馬六甲海峽，撤退到當時荷蘭殖民地——印尼的蘇門答臘島。幾經周折，最後在蘇門答臘島中西部的馬耶公務(Payakumbu)鎮落腳，開始了他的生命旅途中最後三年的流亡生活。
為抒發感情、排遣內心的寂寞，鬱達夫又開始寫詩了，並且還開始蓄留短須。艱苦的流亡生活，並未使他意誌消沉，相反，心中卻蘊蓄著對法西斯的深仇大恨，渾身沸騰著為國獻軀的熱血，詩裏行間洋溢著抗戰必勝的樂觀主義精神。
一次，鬱達夫去訪問鎮上的僑領蔡承達，正好同時也有一個日本憲兵來和這位僑領交涉些事情。雙方正苦於語言不通，束手無策時，正巧鬱達夫進來，蔡承達知道鬱達夫會講日語，就請他臨時翻譯。從此駐在布吉丁宜市鎮的日本憲兵就知道巴耶公務有一個名叫趙廉（當時鬱達夫的化名）的華僑，精通日語。當時，占領蘇門答臘島的日軍非常需要通日語、印尼語和華語的譯員，因此不久後鬱達夫被脅迫充任日本憲兵部的翻譯。為保持頭腦清醒和見機行事，鬱達夫在這期間毅然戒酒。
赤手空拳與敵智鬥。
為不暴露身份和維持生活，這一批流亡的文化人在巴耶公務開辦了一個“趙豫記”酒廠，鬱達夫出麵做老板，張楚琨任經理，胡愈之任會計。酒廠開辦一段時間後，銷路猛增，生意興隆。每月提取一部分盈利給逃難的文化人分用，這樣既能幫助一部分文化人解決生活困難，又能增加被迫當日軍翻譯的鬱達夫身上的保護色，使日軍更相信他是一個殷實的華僑富商，而不至於暴露正式身份。然而對被迫充當日本憲兵翻譯的鬱達夫來講，卻麵臨著一場極其嚴酷的考驗。事實證明，鬱達夫在那鬼影幢幢的日本法西斯陣營裏卻做到了出汙泥而不染，始終保持著貫穿他一生的愛國主義和民族氣節。他雖身陷敵營，卻利用會講印尼語、華語等而日本人不懂的優勢，在翻譯時居間折衝，暗中做了許許多多幫助印尼人民和華僑的事情。比如：當日本憲兵審問印尼人時，鬱達夫翻譯印尼人的供詞時故意減輕罪證，因此開脫了不少印尼人；有時憲兵部接到暗探報告，有關於華僑的，鬱達夫探悉後就暗中通知當事人，設法消弭，因此在鬱達夫當翻譯的7個月中，武吉丁宜憲兵部沒殺害過一個中國人，偶爾有被拘禁的，不久也會經鬱達夫的巧妙周旋暗中營救而獲釋。
由於鬱達夫以“富商”身份出現，長期獨身將引起日本人的懷疑，於是在友人介紹下，與一位從中國廣東台山來的華僑姑娘陳蓮有（後改名何麗有）結婚了。陳蓮有從小出身貧苦，沒上過學，隻會講台山方言和印尼話。作為中國一個大文豪，卻與一位沒文化的華僑姑娘成婚，這恰恰說明了身陷狼窩的鬱達夫的苦心，以免暴露身份。鬱達夫雖重新成了家，可是他內心深處仍舊牢記著國恥家恨。他忍辱負重，渴望著為國家為民族複仇的時刻。在此期間，他賣給日本人的酒都是專門特製的高度酒精酒，他說：“讓這濃酒精慢慢毒死這些強盜。”鬱達夫始終以各種方式來表達對日寇的憎惡和仇恨。
慘遭日本憲兵暗殺。
1944年，日軍憲兵總部機關移到了離巴耶公務不遠的武吉丁宜鎮，並且這地區的統治力量大大加強了。當時憲兵總部裏有不少人是從新加坡調來的，有些人對新加坡文化界的情形十分熟悉。其中有一個叫洪根培的，曾受過日本法西斯的訓練，是侵略軍的走狗，他在憲兵部充當譯員，他了解巴耶公務的酒廠老板趙廉就是大名鼎鼎的文學家鬱達夫，但他並沒立即告發。後來他托鬱達夫為他做媒，但被他看中的那位華僑姑娘已有心上人，更不願與日軍走狗結婚。當姑娘的父親來求鬱達夫幫忙時，鬱達夫毅然親自當主婚人，立即為那姑娘與她心愛的人舉行婚禮，因而得罪了洪根培，使洪懷恨在心。同時，巴耶公務原中華學校校長被校董會解聘後托鬱達夫去為他說情，鬱沒答應，因而也心懷不滿。於是，洪根培去憲兵部告發鬱達夫的真實身份，並誣陷他是聯軍間諜，中華學校校長則出麵作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