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如此，王永慶還是盡可能地嚴格教育培養子女。以他的長子王文詳為例，留學英國，曾獲化工博士和企業管理碩士管多項頭銜。但是王永慶並沒有授兒子以企業的管理大權，而且是先讓他從基層幹起。王文詳先在美國的化學公司工作三年，以積累寶貴的投資分析和製作設計的實務經驗，後來他又參與台塑在美的投資建廠。五年後回台灣，王文詳就到台塑分廠南業塑膠從生產二科科長幹起，逐漸升任生管組長、廠長，又根據其業績，提為事業部的副經理。與之可比肩的兒子還有王文淵。
要說打破慣例，王永慶違背自己一貫的用人標準，就要數五女兒王瑞瑜的任職了。長庚醫院是王永慶為紀念先父王長庚而捐資20億建成的慈善醫院，1984年，王瑞瑜剛從美國念完企管學位回台，就馬上被任命為長庚醫院院長特別助理，按台塑集團的製度，單位主管的助理，往往就是主管的接班人。王永慶一貫鼓吹公司是社會的，用人唯才，當權者要一步步從基層幹起，而王瑞瑜則坐了“直升機”，難免令人議論紛紛，人們認為王永慶之舉有違公平與合理，必定會影響其經營效益，值得三思。
王永慶不僅要麵臨傳統家庭觀念與現代思潮的衝突，還麵臨著更為重要的挑戰：經商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多年來，台灣與日本的貿易逆差總額在數十億美元之間，原因就是產品質量和價格在日本市場上無競爭力。王永慶承認，盡管台塑工業公司在銷售上作了許多努力，可要讓日本人真正做到合理的妥協，那也是極為艱苦的過程。然而，台塑工業公司的前途隻有外銷競爭，後退就是死路。
另外，台塑工業公司不能像日本三井、三菱集團那樣形成一個跨行業的企業集團，這不能不說是王永慶心頭難去的隱痛。人們指出，王永慶辦企業有他的限製，做起輕工業及石化工業，無人不誇，他確有過人之處，可是他為何不敢投資重工業呢？隻要看看台塑工業公司投資機械齒輪的艱難運營，這就明白了。
王永慶旗下的齒輪廠是1981年投產的，由於受到日本進口齒輪壓價二三成的打擊，工廠一直處於虧損狀態，五億元的投資可謂損失慘重。有人曾從命相對此加以解釋，說王永慶屬木命，所謂“金克木”，自然他經手機械工業都難免失敗。不過，王永慶自己卻是從主觀上找原因，他認為台塑工業公司在追求管理合理化方麵有缺陷，尤其是人事管理製度不夠好。可見，有自知之明的王永慶感到，台塑工業公司與三井、三菱財團相比，也不過是小巫見大巫，症結就在於“人治”色彩太重。
三菱財團中的岩崎家族，今天可謂是名不見經傳了，但三菱的事業卻越做越大，可見其製度還在發生作用。相形之下，台塑工業公司有王永慶在一天，業績就很好，他不在，企業就有些亂了。例如，1985年，王永慶親自督陣產業組，該組可謂虎虎生威，王永慶一出台灣，這個台塑工業公司的核心幕僚就軍心渙散了。可見人治實為台塑工業公司最大的危機。
王永慶何嚐不想拓寬經營項目，為資金尋找更好的出路。1983年，台塑工業公司就宣布要在花蓮設立工業區，籌建年產600萬噸的現代化水泥廠。工業區內要籌建發電廠、水泥袋製造廠、廢水處理廠、人造石墨電極廠、機械製造廠等配套設備。但消息一傳出，便引發了一場持久的“水泥爭霸戰”，支持台塑者認為工業區建成將對花蓮區的繁榮是個莫大貢獻；反對設廠者，是以水泥工業汙染性強為由，指稱這將嚴重破壞花蓮的自然生態環境。最後是由當局裁決，以保護自然資源的理由否決了台塑工業公司的籌建計劃。知情者則認為，這是壟斷台灣市場商界的14家水泥廠商的合縱勝利。
一時的挫折，並不能阻攔王永慶拓展業務的雄心。幾乎與此同時，台塑工業公司開始進軍自家從未經營過的電子工業，這對王永慶來說的確需要莫大的膽略來接受新挑戰。從石化業跨向電子行業，在經營的基本觀念，產品特性以及市場的客戶需求，都有明顯的差異，台塑工業公司能否對自己的經營管理作迅速的適應性調整，能否在一個大企業集團中包容不同的企業文化，那都是人們拭目以待的現實後果。王氏之子王文淵代表台塑工業公司作出的宣言即稱：“艱苦經營是我們一貫的信念，我們有信心接受一切的挑戰。”
1985年，台塑企業的新行業，耗資8億的東南亞第一座全自動化電路板廠正式投產。其他與此相關的生產廠家也在積極地籌建中。
80年代，是東亞汽車工業奮起直追歐美的大好時機，今天的日本和韓國可謂是獨領風騷。當時的台灣實業界已看到這個機遇及其前景，曾敦請王永慶出任籌建的大汽車廠董事長。對汽車行業並不熟悉的王永慶，經過權衡，還是答應下來，他知道，隻要汽車業啟動，就會帶動機械工業，而後者則為工業之母，隨汽車工業的騰飛，將會產生促進各種相關產業的發展。因此，執掌董事長之職，他認為自己義不容辭。令人扼腕的是，大汽車廠案因種種原因而胎死腹中，這使台塑工業公司又失去了一次在重工業大顯身手的機會，“塑膠大王”也沒有成為更為顯赫的“汽車大王”。
像王永慶這樣的富商，其成功的基本信條是吃苦耐勞和節儉，但是他回報社會的捐贈又極為慷慨，如1986年，王永慶就給台灣社會捐贈了一座價值七億八千萬元的體育館。有鑒於此，台灣的有關人士就建議王永慶放棄其私人企業的繼續擴充，將其餘生奉獻社會，由官方出資，讓王永慶去開發幾個重大的投資計劃，以其經營奇才為大眾建成幾個名符其實的現代化企業。王永慶當然是不會去接受這種“社會烏托邦”的夢想。
有人曾問他，至今已功成名就，為何還要努力拚命工作。王永慶回答：“這是一個社會責任的問題。”工作就是為所有的投資股東負責。因此，麵對未來的競爭挑戰，王永慶說：“現在工業發展到這個地步，高科技愈來愈重要……企業家要更用心……我也是很害怕，真的，不趕上去不行。”
台灣的生產成本越來越高，投資環境每況愈下，台塑工業公司要拓展生路，促使王永慶早就把目光投向祖國大陸市場。大陸資源豐富，勞務價格低廉，而且是世界潛在的最大銷售市場，凡屬精明的世界著名企業家，沒有不為之動心者，何況是兩岸骨肉同胞，血濃如水，台塑工業公司投資向大陸市場大進軍，可謂相得益彰，何樂而不為。然而，由於台灣當局的種種限製，台塑工業公司雖多次到大陸考察投資環境，也作出過種種設想計劃，可是直至今日，這種大規模的投資計劃仍然未能付諸現實。
麵對洶湧的世界潮流，鬢發斑白的王永慶有許多富強之夢，也抱有許多遺憾，他認為自己崛起之初，社會經濟落後，機會多，賺了錢後投資再賺錢很容易，發展到今天競爭如此激烈，類似他的先例已難再現。因此，今天個人賴以生存之道，是學問、知識和技術，年輕人尤要腳踏實地，不可好高騖遠，隻要認真努力幹好每一行，總會有雄圖大展之日。
王永慶學曆不高，他時常遺憾自己早早失去了接受良好教育的機會，但他一再告誡青年要努力學習，尤其是要將理論知識和現實經驗相結合，其思想與日本盛田昭夫的主張完全是相通的。
不過，王永慶與日本人在經營思想上卻有一個明顯的不同之處，那就是對關係企業的看法。他說，關係企業要向銀行借貸款倒是方便，可是於經營而言，並沒有什麼優點，因為關係企業要統一管理實在不易。可見，台塑工業公司之所以今天仍無法形成像“三菱財團”那樣的實業群體，恐怕就與王氏這種基本看法有關。
王永慶還認為，台灣企業之所以規模小，尚無法同外國企業相比，其中與人才的培養不足密切相關。